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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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有明显衰退的环境和趋势之下，依靠投资同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过去30年也许可以，但是在未来阻碍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
问：我们刚才也谈到法治社会了。市场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法治经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但现在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
陈志武：法治社会的核心基础是让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让我们有所有。如果我们都是无所有的，只是国家拥有一切的话，就逼着我们个人从国家权力里面要生活、要饭吃。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因为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权力方面的威胁，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又掌握我们的饭碗，那你怎么能拿起法律武器来要求自己的利益？。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8）
所以从这种逻辑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这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就会很艰难。
这些年本来是想国退民进，但是后来随着国资委的成立，不仅没有让国有企业从更多的竞争性行业里面退出来，反而是国资委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而且扩张了权力。所以不仅没有国退民进，而是反过来国进民退，就是让第二次国有化有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地国进民退，让国家在各个领域进一步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个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根本性的挑战，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倒退。
根据我的计算，现在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性财富中占了60％~70％，就是财富有3/4是由国家控制的，只有1/4是民间控制的，这样的控制结构对法治的发展、人们的权利被尊重、个人空间的保护都是非常不利的。
七
问：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这些可能也是现在受人们诟病最多的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在目前政府收入不是太少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增长速度比任何人、任何群体的增长速度都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来政府有很多钱可以完全把所有中国人义务教育的费用担当起来。
但实际情况是，在没有实质性的对于权力、财政预算*监督的体制下，尽管国家每年花的钱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投入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钱还是非常得少。比如去年（2007年），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保障方面总的开支才6 000亿人民币，只是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 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1/6）。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出来的，而不是得到媒体和社会，特别是全国人大非常广泛、透明、公开的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政府掌握这么多钱，完全可以解决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还有医疗应该保障最底层，这几年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
大体上，一些教育领域是可以市场化的，但是另外一些教育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比如说义务教育是不能市场化的，除了国家提供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还有现在的民办学校也很火热。
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要提供保障，但是教育的提供方在民办和官办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能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一步改革好。大学本科、研究生、职业教育、EMBA等这些应该更加市场化，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应该是整个教育越来越开放和越来越活，教中国学生怎么样创新、怎么样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只追求考分。
*门对教育过度管制的结果，必然让很多东西都标准化，让各个地方的学生学到的内容、得到的引导都千篇一律，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相背离的。
八
问：改革进行到今天，如果要继续深化下去的话，就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现在恰恰只有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可以说现在改革的推动者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现在改革每向前迈一步都很艰难。而且现在不少改革还是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借改革之名为自己谋取的更大利益，这实际是一种倒退。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到底该向何处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9）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不是那么重要，法治也不是很重要。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也发展得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觉得*不*、法治不法治，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2008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2007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的，这样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帮着他们找借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一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一块钱的服务，带来一块钱的好处？
我知道好多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总喜欢说，政府征税的话是为了实现第二次分配、为了实现转移支付。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很多同仁都忘记了，你要通过征税来实现第二次分配、实现转移支付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税征上来以后是怎么样花的，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过程，人民选出的代表在这些钱到底怎么样花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会把每一块钱的税收都花到该花的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合理的、受到监督的第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话，这些钱收上来只是给一些人违规操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更豪华的汽车等。如果以不同名义征收的税都是做这些事情的话，老百姓没有理由多付那么多的钱。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必须要推出物业税，就是张三、李四买了一栋房子，价值是20万也好、30万也好、100万也好、300万也好，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让政府每年从你房子的价值里面拿走5％、10％、20％或更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政府征收物业税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付出跟政府回馈到我们手里面的、回馈到整个社会里面的服务和好处是不是相配？如果不相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得不到任何服务的时候，任何一块钱的税都是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给中国老百姓帮一个忙，就是不要随便提出征物业税等税，如果再这样的话，在没有任何方式保证大家交了这么多税后国家可以给社会回馈相对这么多的服务和公共产品、方方面面的便利、社会福利的话，还不如不收，因为你这样做是给整个社会帮了倒忙。
我觉得一旦更多的老百姓看到越来越不受制约的权力，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属于他们的财富，以各种名义征到国家手里面，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人对此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调动任何资源为他们所用。但像以前的皇帝，虽然他们的权力也不受制约，但是很多事情想要做也不可能，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运输工具，让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想要搬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权力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了，而是非常具体的，是涉及每个老百姓的权利能不能受到保护的问题了。
所以说，权力制约、*宪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会牵扯到每个人的腰包，每天的工作、每月的工作、每年的工作可以带回去多少收入，还有房子几年以后是真正属于你的，这些问题涉及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最后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觉得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和其他的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把问题讲出来、挖掘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作出根本性的让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改革，那样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50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运作很好的权力制衡制度。17世纪末期，权力制衡运作比较好的是英国。后来到18世纪末期，也在美国出现了。但是其他的西欧国家，其他的现代*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权力被滥用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同时我们很多人会说在中国要实现*宪政，不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还是现状的问题，都让人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悲观，当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就建立了*宪政体系的之外，绝大多数今天的*宪政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会不会出现*宪政，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1）
本篇来源：2008年7月8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有人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如何看待这个总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一
问：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这些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中国是否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会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前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