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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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亡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优势的天平倾向谁（1）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不同的理论。
“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是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孙、刘夷陵之战，双方都是为了巩固与扩大封建割据地域和进一步实现统一，因而从战争性质考察双方的胜负意义不大。对双方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外交政策等因素，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对双方情况做一考察。
先看政治方面。
夷陵之战时，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三世，如果从孙坚任长沙太守时算起，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从孙策夺取会稽等五郡时算，有二十五年；从孙权开始执政时算也有二十二年了。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千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以后又被任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周瑜有“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周瑜带兵加入孙策的队伍。后来，两个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如果保持沉默，不把书信内容报告给孙策，则害怕别人误认为自己与北方有暗中来往；报告给孙策吧，又怕信中内容不合时宜。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东莱黄县（治今山东龙口东南）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太史慈曾在神亭（今江苏金坛西北）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手戟，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我俩恶斗之事吗？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附，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六十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士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史载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优势的天平倾向谁（2）
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在团结士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
首先，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事例。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入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一千。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戚。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地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
第二，孙权在团结士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顾雍，被孙权任为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对他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连合，“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督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作真，让其子朱异领其部曲，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著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晧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地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千部曲的权力，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又如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五十九人，其中北方籍二十五人，南方籍三十四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异人辐辏，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蜀国的情况。
刘备进入成都后，法正曾对诸葛亮说：“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法正在这里，提出一个“客主”概念。刘备是被刘璋请入益州，后来反客为主的。刘备占领益州前，刘璋及其旧属是益州的主人，刘备占领益州，反客为主，但由于刘璋属下大部分人的加入，刘备集团的主客区分依然存在。为了使两部分人团结协调起来，刘备、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在《互相关联的三步棋》一节中，我们曾讲过诸葛亮在马超、刘巴、董和等人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除此三人外，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刘备集团为协调客主关系所做的努力。……
兵败夷陵（1）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既是名言，也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到其政治进程受到阻碍时，是不会轻易使用战争手段的。
占有荆州，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孙吴的政治任务。为此，孙吴在用其他方法达不到目的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
据有荆州，确保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钳形态势，是蜀汉的政治任务。只要能保留荆州这个战略据点，刘备可以向孙吴做出必要的妥协。
现在，孙吴已全据荆州，蜀汉钳形夹击中原的政治任务已经无法完成，为了将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刘备最终选择了战争。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
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有理由猜想，此次出兵在数量上要大大超过孙吴：刘备这次出兵，志在必夺荆州，因此必然要尽其全力。既然尽其全力，其兵众能少吗？刘备此次征吴，把孙吴“吓”得够呛。孙权先派人给蜀国送信求和，又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致笺劝刘备息兵罢战，刘备一概予以拒绝。如果不是蜀强吴弱，孙权会有这种表现吗？
于是，有人就猜想，刘备的征东大军没有数十万人也有十数万。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备东征，的确是志在夺回荆州，他动员很大力量不假，倾全国之力却未必。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外交上的被动，刘备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防御北方的曹魏，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孙吴倾全力来守，蜀汉不能倾全力来攻的战争。退一步讲，即使蜀汉能倾全力来攻，其国力与孙吴相比不能算是强者。
孙权求和并不是害怕。当时孙吴已经得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想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与蜀汉的关系。因为战争要死人伤人，要消耗物资，即使是打赢了，也会使实力受到损失。但孙权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两封求和信上，他是认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他把国都从建邺迁到武昌，以便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他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加覆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加笼络。武陵人潘濬，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事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濬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承明，昔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感动得潘濬涕泣交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孙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
蜀汉方面所动员的兵力有多少？史书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做一较可靠的估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亡，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同书《陆逊传》也记载，陆逊率兵攻击刘备军，“破其四十余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这两个记载告诉我们，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数万人全部战死或投降。
这两个记载虽告诉我们刘备的东征军的大概数字，但仍不能使我们满意：数万究竟是几万？
《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记载：“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这个数字又令人怀疑。刘备志欲夺回荆州，用四万人去攻打陆逊五万守军，是不是少了点？我们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史实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史书为根据的，那么，四万人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刘备伐吴，孙权给曹丕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