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布什:全面了解美国政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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龉业娜司晔杖氲陀�1450美元，28个国家濒临“破产”，穷国和富国的人均差别超过1∶100；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这些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连美国学者也承认，“9·11”袭击表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仅是一场人道主义悲剧；它们还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政府和“基地”运动产生于阿富汗境内旷日持久的内部冲突，本·拉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利用失败的国家作为他的避难所，“如果阿富汗在过去10年中是由一个更有能力的和更加温和的政权来统治的话，本·拉登本来是不会在那里找到庇护所的，而对美国的袭击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斯蒂芬·沃尔特，《本·拉登之后》，《国际安全》季刊，2001~2002年冬季号。） 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最初把大本营设在苏丹，随后又转移到阿富汗，其原因相当简单：苏丹和阿富汗是两个与世界隔绝最严重，全球化程度最低，人民生活也极其贫苦的国家。而在东南亚，经济的苦难也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虽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一再否认贫富差距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贫穷所带来的绝望与幻灭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沃尔特·拉克和约瑟夫·奈的观点：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沃土。 但遗憾的是，美国对“综合治理”这些“土壤”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投入。“布什在什么地方？”——2002年9月当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举行时，会场附近出现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布什总统拒绝出席这次旨在铲除贫困这一滋生恐怖主义土壤的会议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不满。更为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没有看到它拒绝签署的国际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京都议定书》等），都是为了抵制恐怖分子想要利用的全球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不断扩张的金融体系，以达成全球性合作而进行的努力。在很多人看来，美国轻视这些努力表明了一种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为名而加剧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战略，同时也使反恐事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 相比之下，亚欧在反恐上的合作和反恐联络机制的建立就颇具建设性。2003年9月22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反恐研讨会，通过了《主席结论》，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发挥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应综合治理，继续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将反恐与特定的宗教、种族、文化挂钩，决定建立亚欧会议反恐联络机制，并在情报交流、人员培训和加强立法和执法机构间的联系等方面开展合作。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崭新的两极世界正在形成，其中的一极是一些恐怖和刑事犯罪的跨国网络，它们信仰基本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法律准则和思想道德限制，并以此向全球扩张；而另一极则站在它们的对面，追求和平的理念，赞同基本的价值，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它们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打击恐怖与犯罪，缔造和平与繁荣。人们应该明白，历史已把以前冷战中的敌人放在一条船上，使它们面临选择：要么一起抵制共同的敌人，要么“一个个地失败”。（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俄美需要全新的双边关系基础》，俄新社莫斯科2003年9月16日电。） 但问题是，倾听别人的意见、考虑他人的利益、哪怕是考虑盟国的利益，似乎都不是美国的传统，在经济和军事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国也无意去寻找复杂的解决办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信奉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家，美国正千方百计地实现动用军事力量最大限度的合法化。不仅反恐行动，就连维和行动实际上也变成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手段，在或多或少合法的基础上，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帕维尔·佐洛塔廖夫，《恐怖主义——西方的畸形儿》，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2003年8月8日。尽管简单的军事力量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低效的反恐方法。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