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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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俄宇航员们；是！任务控制…
很显然，空间试验室的船员在登陆到空间站上进行工作时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
他们需要决定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返回工作以及什么时候使用卫生间！
在俄罗斯受训期间，为了观察船员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名俄罗斯的心理医生有时监视我们，他是一个幽默的令人刺激的人，不管环境怎样，他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很乐观。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生活没有被他的友好的外表所改变。有时我对太严肃并不介意。他试图通过不引人注意的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观察我们的行为，他经常是注意力的焦点，而且喜欢用他的大的打雷似的声音讲故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我们成员的一分子了。
事实上，由于我不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也许犯错误了，我认为，与我一起受训的俄罗斯宇航员开始很喜欢他，他们也许把他当作他们的同事而替代我。我们都感到不快乐，因为联盟号只有三个座位，他不可能与我们一起去完成任务。
他从不处于显眼的位置（站在我们中间），从不打断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他有时把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叫到旁边，提出一些有关如何更好地控制一定的局面或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如何消除矛盾之类的建议。他打断我们之间的次数越多，我们之间的交流越少，我们害怕可能会说一些错话，并且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一篇关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相处，如何才能更愉快”的讲演。他会突然把我拉出，递给我一付有十种颜色的纸牌，为了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请求我把它们理好，这是我与他一起时最愉快的时刻。
我经常想合作，尽管在五六次后游戏已经没有新花样了。在那时，我们正在黑海登上俄罗斯的海军拖网船进行联盟号的水下生存训练。如果联盟号没按计划进入上千里宽的沙漠而且降落在水中，我们必须为此提前做好准备。那些天我心情特别好，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海水溅到脸上的感觉真好。登船的海员很高兴地围在四周。
当俄罗斯海员们得知我是一名海军时，他们把我带到信号舱里。用模板印在船壁上的有美国所有战斗机、攻击机、巡逻机的图象剪辑。他们笑着问我：“这些图案准确吗？”我告诉他们应该划掉S2反潜艇战斗机；很早以前它已被S3 Viking代替了，它的外表与S2很接近。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和一些海军特种部队的成员一起乘坐S2，他们通过使用退役的飞机进行跳伞训练。我进一步解释说，特种部队的朋友们在一次特殊飞行时，他们把我推向离舱门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并且在几乎没有降落伞的情形下把我推下去。很好，俄罗斯的海员们开怀大笑，几乎同俄罗斯宇航员在听到心理学家的故事时一样开怀大笑。得到了这个新的直接的海军的知识，一名海员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只笔，把S2划掉，使他们的展品更新。
我从信号舱发动机舱和在海员们的坚持下看完锈船的所有其他部件后返回，我明白了（我所见到的美国海军船没有一个处于失修状态），我们开始忙着手边的工作。我进入到舱里，发现俄罗斯宇航员们坐在一个餐桌旁被另一个曾经是心理学家讲述的故事所吸引，我告诉他们我的缺席被另一个黑记号所标明。我没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没有像以前那样做保证。对我的惩罚是我必须再做一次纸牌的游戏，我肯定结果表明我太自由了，太独立了，而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船员。
我和俄罗斯宇航员们穿上太空服，进入到在海面上飘浮的联盟号返回舱里。爬进狭窄的不通气的返回舱后，我们关上舱门，开始收集我们的存活工具。工具塞在座位后一些可利用的缝隙里，表面上看起来放在最难拿到的地方。在所有的工具被找到并打开后，我们该脱掉太空服并穿上环控与生保装置了。遗憾地是，返回舱很狭窄，一次只能一个人脱衣。所有人完成后，每个人全身都是汗，而且想裸体降温。然后我们反转过来，为穿上橡胶制的冷水环控与生保装置而努力。橡胶衣服很热，返回舱密不透风而且不稳定，它的起伏的波浪令人想呕吐。
每个人都完全穿好后，我们高兴地打开舱门，扔出我们的救生筏，然后，登上打开舱门的一个不稳定的高处后，我们跳入冰冷的水中。我的防水服有无数的漏洞，在防水服充水下降前我迅速地爬上救生筏。然后我在救生筏上发出闪光信号，把染色的指示物和鲨鱼驱除剂投入水中，从筏子上汲出水，向指导者证明我能够飘浮在水面上。一名安全的潜水员在我的筏子旁边以保证它不沉入水中，我问他，是否鲨鱼驱除剂已经起作用。
“不，一点也没有，”当海水溅到他的脸上时，他短促地回答。“事实上，鲨鱼可能对我们所知道的所有颜色感兴趣。”
他接着解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驱除剂是否起作用，而是俄罗斯宇航员门认为它起作用。驱除剂帮助减少的不是鲨鱼的攻击，而是减少由于那些独立在大海中间的宇航员认为鲨鱼可能攻击引起的忧虑。我希望我没有问这一问题。我希望他并没有真实地回答。我决定立即忘记他的回答。
伸出船舷的起重机把我吊到甲板上。浑身湿漉漉的颤抖着，在呕吐的边缘，我看到一双鞋规矩地固定在我弯腰的头前，我试图站直。救生衣上的风帽用力地猛拉我的头部，以致于我不能站直。“谁站在我面前？”我问。
紧接着我看到一叠各种颜色的牌。哦，这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心理医生的鞋。他肯定机敏地确信，通过我的身体语言无疑得到暗示（头向下垂着，闷闷不乐的表情）。我的心情变了，我已不再面带笑容。这是玩牌的最佳时刻，而且玩牌也许能改变情绪。
但是我挑战所有预期的结果，把颜色最亮的牌放在上面，把黑颜色的牌放在下面，我经常这样做，我推测黑颜色一定代表一种坏的心情。我想的一些东西可能在心理医生的心里与我作对。我经常把黑颜色的牌放在最后。
事实上我喜欢黑颜色，我甚至有一件黑色的汗衫。事实上有时我感到黑色比紫色更好。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那些。他可能认为“心理上不适合长期的太空飞行”，理由是不管黑色牌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总被我放在最后面。
我承认，通过训练课做纸牌游戏已经被中断了许多次，我有时故意把牌按古怪的顺序排放，仅仅是让医生在随后的几天内分析。当然，例外地是，黑色牌我一直放在最后，不管我是否想呕吐。笔试必然紧接着，难道他们真的想知道我是否发疯了吗？
后来我明白了，基于纸牌“感觉”的测试和其他的高科技测试只是为了查明明显的精神分裂症而设计的。我被认为是自我封闭类型的，最终我不能同其他几个人在一起相处几个月。于一个封闭的学校公共汽车（空间站）相处五个月而没处去对谁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呢？我被认为是利己主义者是我们中的最奇怪的事，并不因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诊断，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正确的诊断。他的方法论起作用了！
所有的宇航员都有很高的成就，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宇航员。在笔和纸的个人测试的自我标准上飞行员…宇航员有如此高的标准，追踪光点离开了纸的顶部。作为一名飞行外科医生，我了解被性格测试定义为高分的利己主义是一个积极的而且对于飞行员来说是高度渴望的性格。所有的军队飞行员必须对他们的能力感到极端自信而且必须宁愿自己完成而不是依靠别人完成某项任务。
事实上，一名海军飞行员应征者必须在自我个性测试中有高分记录，与那些在测试中得低分的应征着相比，得高分者能够成为一名更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或者攻击机飞行员。对于飞行员探测者和冒险者来说，利己主义是一个最可取的个性。这并不意味着这类人整天宣称自己多么伟大，而是表明有这种个性的人拥有在遇到危险情况自救时有更多的自信。
在我飞行后，我知道那个不引人注意的俄罗斯心理学家发表的“庄重的忧虑”，我可能不能与另外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很好地相处。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我不是那种有代表性的宇航员，否则他会惊呆的。我只是具有不太严重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像我的许多天才的、健康的、有才能的宇航员同事那样有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
当我在技术上感到准备良好时，我从没有完全为人类和与飞行有关的心理做准备，因为我不知道与谁一起飞行，甚至我在地面为“和平”号受训时，我承认与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同伴相处融洽很关键。不管那两个人最终会是谁。这与到“和平”号参观的客人交往无关紧要。在航天飞机与“和平”号对接的五天里，在我的从开始到结束的长期的停留，与只有另外的两个人呆在“和平”号上的五个月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而且，在航天飞机和“和平”号对接、船员互换的这些天里，对于有关常规的航天飞机或“和平”号工作日安排来说协议和精神上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在航天飞机对接期间登陆“和平”号的气氛几乎是欢乐的。如果他们完全存在在两组船员之间的摩擦，这时看起来没有联系。
在五天内难道不能容忍甚至他的最坏的对手吗？即使出现有关严重的冲突，船上有九个人，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紧张的气氛。
结果是，我必须与俄罗斯的“和平”…22和“和平”…23的船员度过更多的时光。我将与“和平”…22的船员呆在一起一个月，紧接着与“和平”…23的船员呆在一起几乎四个月。我将与他们一起工作、吃饭、战胜障碍、生活，没有变化的一天接一天地度过。这意味着我必须抛弃我的不同的文化和政见；我们必须能够在一起工作几个月直至结束。虽然我希望我们能够抛弃偏见，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15。凝视地球的光芒（上）
晚上，从太空中望一眼日本，就发现人类文明显然集中在水边。日本岛的形状被一圈灯光很好地勾勒出来。晚上，东京湾是如此灯火辉煌，以致于我甚至能用肉眼看到向海中延伸的船坞。
作为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美国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我得给地球摄影。尽管费时费力，地球观察研究是我喜爱的工作。
与我其他的实验器材一起，我从亚特兰蒂斯号带来了满满几包胶卷和照相机。大多数时候，我使用低速的正色胶卷。我的前任宇航员在“和平”号空间站上进行的早期胶卷试验表明，高速胶卷曝露于射线之下极易受损，底片也容易呈雾状。另外，我也带来一些水果罐头大小的金属罐头，里面装满了各种其他商标与速度的胶卷。
作为我在“和平”号空间站上进行的最不具挑战性的试验，我仅需要在任务期间保存好这几罐胶卷，然后等到我在空间站五个月的工作结束，就把先前保存的所有胶卷带回地球。在地球上，这些胶卷会被分析，从而判定那种类型的胶卷能以最小的质量耗损胜任持久的太空旅行。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就能确定在以后任务中使用的最好类型的胶卷。
对于所有的地球观察研究，我使用70毫米的胶卷。为了配合超过一万张的标准ASA 100，70毫米的正色胶卷，我还带着70毫米的红外线胶卷。红外线胶卷对从地球轨道穿透丛林地区上空的薄雾特别有用，因而能够显示雨林砍伐及恶化的程度与进程。
大多数的舱内摄影都采用35毫米的可视胶卷。我也带了专用胶卷以满足特定的科学实验的要求。举例来说，尽管我们充分考虑到胶卷在轨道上会降低一些质量，我仍使用了一种较快速度的胶卷，在空间站低亮度的条件下拍摄火势蔓延实验。两台摄相机和足够数量的随地记录活动情况的HI…8胶卷则扩充了我的照相器材。
考虑到这大量的胶卷以及不想在临近飞行结束时胶卷不足，我从任务一开始就规划我的胶卷使用。举个例子，我知道我要拍摄任务结束时航天飞机抵达“和平”号空间站接我的情景。这一景象除了具有纯粹的美感之外，对地球上的工程师们也会有可操作的重要性。研究这些照片，并将其与航天飞机着陆后进行的检查结果相比较，专家们就能确定在飞机再次进入大气层之前或之时，是否发生不可解释的微小变化。举例来说，如果发现机翼表层下的精细瓦片被破坏，专家们能够通过检查照片，精确指出破坏发生的时间段。具备了这一额外信息，对将来飞行中出现此种情况的预防就前进了一步。
尽管在飞行中保留一定数量的胶卷很重要，我不希望在任务结束时我手头还有多余的胶卷。
在亚特兰蒂斯号上存储空间很宝贵。地球上的科学家们理应得到他们想要的照片。我决心每卷胶卷都拍到最后一张。从起飞时规划胶卷的用途开始，我就意识到一万张照片是很大数量，我得勤奋地工作，不仅要拍一万张照片，而且要一万张有价值的照片。
因此，我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挎着照相机和带着独特眼光的观光者。幸运的是，在密歇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有疏远过地图。全家度假时，通常是去加利福尼亚，然后一家七人挤在爸爸的福特汽车里返回的整整三周的旅行中，我是当仁不让的领路员。家里我的书架上摆满了《国家地理》。遥望窗外，目睹地球的种种奇观，在我看来是难得的特权。
实际上，在被指派去“和平”号空间站后，我就确立了一个个人目标，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地理学家。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予我的优势——在全世界上方观察。在起飞前，我仔细研究地图，浏览先前航天飞机拍摄的照片。一有机会，我就会拜访地理学家、海洋学家和其他一些地球科学方面的专家，以便获悉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我研究那些用圆点标明已经被拍摄过太空照片的地点的散点图。
散点的分布证明了被注意的程度。美国像一团墨汁那样显眼——圆点是如此的集中。然而这一点并不奇怪，主要由美国宇航员组成的机组人员，当然会给美国拍摄比世界其他地区都多的照片，这种偏爱的程度说明了世界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