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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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喜马拉雅山，我几乎可以想像，当印度洋板块潜入亚洲板块的边缘使其抬升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形成的。甚至今天，从太空遥望，喜马拉雅看上去仍是那么的宏大与显眼，比洛基山脉和阿尔俾斯山脉更加崎岖。然而，洛基山脉与备受风雨、郁郁葱葱、增长相对缓慢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相比，则显得突兀一些。
我还能为地球上的气象学家引证全球的云层运动和太平洋台风的威力。这些研究都反复强调和突出了地球上不断变化的天气条件的动力。尽管我不能表达这些动力系统中所包含的事物原理，我却能说我得到了某种印象，即这些天气系统中确实存在规律，就是地球某一地区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影响另一个地区。
举例来说，尽管夜晚雷雨的复杂程度超乎想像，我也不能用一个公式化的理论来解释其行为或预言闪电将要波及的地方，但规则必然是存在的。我确信雷雨不是一个区域性现象，其产生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某点的激发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放电和波及几千英里的闪电。雷雨使我想起观看窗玻璃碎裂的慢镜头：网状裂纹向外蔓延，虽不是依照完全可知或一成不变的模式，每条裂纹的传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由前段裂纹决定的。
同样充满活力与魅力的是北部的万家灯火。那些深紫与艳蓝的灯光，仿佛有流水的声色变幻，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经过加拿大哈得孙湾南部边缘，它们都同样摇曳美丽。这片灯火是如此迷人，所以当北部灯光在眼前起舞时，对自然伟力的潜心敬畏与缺乏心理准备总会使我欢呼雀跃。
15。凝视地球的光芒（下）
我总指望哈雷…波普彗星象手电筒一样在太空中闪光。在我五个月的太空旅行中彗星一直伴随着我。作为一个太空旅行同伴，或许部分是因为它的忠实可靠，我渐渐将它看作我的一位朋友。
有趣的是，我与哈雷…波普彗星的熟稔来自与一个小镇电台接线员的建议。在“和平”号空间站掠过新大陆时，我与一个加拿大小镇的接线员进行了短短三十秒钟的交谈，他告诉我，处于像我这种太空中的有利位置，如果不向窗外看一看彗星将是一种罪过。我抱歉地解释自己十分忙碌，在“和平”号空间站上一有空闲，我就会拍摄位于日光中的地球。当飞船运行到地球背面的时候，我就忙着做其他指定的科学性工作。他坚持说那不过是借口。我更加觉得抱歉，只得以承诺我将会寻找彗星来结束话题。另外，我告诉他，我能看见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从西部袭来，他最好在壁炉里生上火。
我遵守诺言寻找哈雷…波普彗星。从宇宙中，我看到了比我曾经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看到的多得多的星星——整个天空几乎繁星紧簇。坦白地说，要不是知道彗星的赤纬，或者至少是彗星位于天空哪个象限，仅靠向窗外漫无目的地搜索，找到彗星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我第一次看见哈雷…波普彗星的时候惊喜得张大了嘴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那不可能是它！它太亮了，太醒目了。也许那是被最后一道阳光照亮的一堆宇宙残骸？”
但是那宇宙残骸具有彗星经典的泪形形状。我抓起我的双筒望远镜。我这双习惯了黑夜的眼睛，差点被眼前的强光弄瞎。我心中充满了敬畏，惊诧得再也辨不清方向。
在太空中的五个月使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学者。后来航天飞机成员来“和平”号空间站接我，我很快就成了他们从亚特兰蒂斯号的顶窗向外张望时的资料来源。新来的机组同伴会问我：“杰瑞，雅典是在那里，还是在下一个海湾？”一般情况下，我知道答案。
另一方面，我得事先下定决心，不被那些星星与星座的名称所困扰。我只是凝望宇宙，用一个有条不紊的大脑，去品味星星的形状与排列，直到久而久之，与它们变得熟悉为止。结果，我不能向你指出天狼星，却能指出那“南天里出奇明亮的星”。凝望星空，注视并欣赏它的美丽，成了我晚上入睡之前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宇航员卡尔·萨根曾说星空之外还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在太空里，用肉眼能看到比在地球上最好的观测点多三倍数量的星星。但是如此巨大的星星数量仍没能接近十亿。萨根似乎有点夸张。
萨根去世后两年，宇航员将太空望远镜对准了天空的黑暗部分，并在接下去的100周运行中连续不断地对这一黑暗区域进行观察。他们越是从近处看天空中的这一部分，他们就发现越多的星系。根据这一发现，推测整个天空，宇航员们得出结论，不是有数以十亿计的星星，而是百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十亿颗星星。看上去萨根还低估了宇宙的大小！
这个数字使人脑为之胆怯。我不禁自惭形秽。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个特殊的斑点。只要想到百万亿个星系，就让我比站在大峡谷北部边缘向下眺望万丈深渊还要害怕。关于百万亿个星系的想法是如此地令人无法抵抗，所以上床前我尽量避免想起它，因为我会变得过于激动、兴奋，脑子里存着如此巨大的宇宙而无法入睡。我确信，只看着星星，不去给它们分类或想它们的名字，是种正确的办法。
符合地球观察研究的要求，我提前两天拍完了所有一万张照片。当亚特兰蒂斯号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着陆时，我将整整六箱胶卷拖上航天飞机，让它带回地球。坦白地说，我将这些胶卷视作傲人的财富。
回到地球以后，我焦虑地等待工作的结果。我竭尽全力拍摄了那些照片，并且明白在那一万张照片中，有些是从地球外围第一次拍摄的地区和现象。在空间站上，我不能冲洗胶卷。因此我得不到任何有关照片质量的反馈。我在暗箱里装卸胶卷是否正确，一路上我是否犯了其他什么技术性错误？焦距正确吗？测量正确吗？布局怎么样？最麻烦的，也是超乎我的控制的，经受了五个月的辐射胶卷有没有损坏？当我接到美国宇航局照片冲洗、分类与保管负责专家的电话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通话相当幽默。专家告诉我，他们将照片数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我带回来的照片比我当初带到“和平”号空间站上的胶卷还多！
我一开始对这位迷惑的美国宇航局专家开玩笑说，有个外星人不断地敲门硬要留下需要的新胶卷。然后我解释说，当我清理“和平”号空间站内控制面板后的过滤器时，偶然发现了一卷未用过的胶卷，极可能是以前空间站的某个居住者留下的。我认为，如果其他因素的干扰，可以分析出胶卷长时间在太空中被损坏的程度。最理想的情况是，我有些曝光还算合适。
疑惑解除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对胶卷质量的评判。
“照片看起来棒极了！射线破坏如果有，也是极少。焦距与曝光都很好。杰瑞，干得棒极了！”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考虑到我找到并拍摄的额外的胶卷，任务是超出百分之百地完成。有一天，我能编一本一万张照片的影集。
16。彻底的孤立（上）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1996年元旦，就在我去“和平”号空间站的前一年，我没有定什么新年计划，而是决心当我在俄罗斯受训的时候，对相当于在空间站上逗留的宝贵时间要极度敏感。我希望对自己来年要在空间站上呆多长时间心中有个数。
一月。这个月像爬一样慢。一月大多数阴沉的日子里，莫斯科天空的太阳是那么的低，我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目睹日出和日落。二月是同样的昏黄苍白。我身上维生素D的水平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日子在我整天对“和平”号空间站的技术操作学习与俄语学习中缓缓度过。三月，我已受够了冬天，可是俄罗斯的冬天还是顽固不去。四月，我收好了极度磨损的越野滑雪器材，准备来年再用。直到五月末，我确信，土地解冻后尚有足够的时间给俄国人往邻近的夏天住所的地里种植土豆和甜菜。
从缺乏生气、夜间活动的一月到冰雪初融的五月，这就是我被限制在一个名为“和平”号的小型空间轨道站的时间。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在这段时间里，我看着我的儿子，约翰，从一个无能的，完全依赖大人的，常常尖叫，在夜里不断醒来的婴儿，奇迹般地长成一个会爬、会笑、渴望刺激的孩子。他的喃喃声显示了自己的个性，尽管他在夜里仍旧会醒来很多次。我将会想念他。今后我儿子将会有更多更快的变化、发展、成长。但我将不能呆在他的身边。
而凯瑟琳正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小利宁杰。她怀孕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不能陪着她。我想到了她将独自去就诊，做超声波时没有我在身边。我不能取笑她见长的腰围和突如其来的好胃口。
我将会错过感受孩子的第一次踢打。
离开地球、离开他们的日子，将会是一段漫长难耐的时期。
隔离与受限对我而言，并非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我在美国海军服役已将近20年。在此期间，我曾坐船出海，在城市规模大小的航空母舰上生活。但我也曾乘坐狭长的巡洋舰在地中海里穿梭，跳上平底登陆船，既而进入太平洋中令人生厌的随时备战的美国潜艇，甚至悄悄下水进入康乃狄克海岸的带有核弹道导弹BOOMER的潜艇。我曾是印度洋中一个方圆三英里的马蹄形珊瑚岛迪戈加西亚岛上惟一的内科医生。这个岛上有一个临时机场，一些临时军营和一个小诊所。
礁湖里寄生着大量的印度洋鲨鱼，但那里的水下通气管却相当不错。到处长满了香蕉树和可可树，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船只遇难的水手。
我还得研究与长期隔离生活有关的心理问题。在圣地亚哥的海军健康研究中心，我的办公室与一位研究隔离生活的世界顶级专家——宫得森医生相邻。他半退休，看起来有些像教授，一生都在研究在南极过冬的科学家与海军支援部队的精神反应。很多人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世隔绝的生活。许多人精神崩溃，有的甚至得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启发性工作为预期与尽可能地防止宇航员在长期的宇宙飞行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提供了视角。
根据心理测验，并经过在南极多年收集的数据证实，宫得森医生设计了一种预言哪种人能很好地适应隔离环境的方法。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谈起，过去在类似的隔离环境中的经历，是将来在其他环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言者。当我入选成为一名宇航员时，他告诉我，我的学术背景、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征，都使我成为这份工作的合格人选。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到我将会离开地球超过十天这一标准任务期限。然而，我记住了关于我能承受和平站上隔离生活的评语，并当作某种暗示。
另外，我也关注老一辈探险者的经历，他们在类似环境下隔离的时间比我将离开地球的时间要长得多。面对早期航海的危险以及惟恐从地球边缘掉下去的忧虑，他们仍勇敢地出海去寻找新大陆。既然他们能够做到，我也能够做到。
完成太空使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技术和人力。那是些极其昂贵的工程。抵达“和平”号空间站的火箭，连同火箭中的宇航员都必须在非常严峻的条件下，表现得丝毫不差。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技师们，不停地测量“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组成部件的温度、压力与运行状态，以确保在系统全面瘫痪以前，探察出所有设备中的毛病。同样地，一组医学专家——飞行外科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医生——持续地监视着身处遥远的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尽力避免他们出现人体机能的故障。
当我觉得自己准备好除了两个同伴之外，在完全与他人隔离的情况下生活与工作时，我仍为自己大大低估了在一个远离地球、远离人间的环境中生存的压力而大吃一惊。隔离在任何方面都达到了极至。这是生活在珊瑚岛上或是潜艇中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不禁疑惑老一辈的水手是如何忍受海上孤单的生活的，我应该用什么策略来想像人们在南极越冬的经历，这些都得不到合理的答案。
我们被隔绝了。所有责任都落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科学家们耗费数年时间设计的实验，依靠我去正确地实行它们。对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再没有进一步的帮助，没有建议，也没有快速的答复。必须由我及时作出决定。实验与关键性的修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连续几个月，我看着两张同样的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谈话内容变得陈旧。我们发现对早已说过的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没有新的消息。家人和朋友都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却触摸不到的遥远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吮入脱水食物。
“和平”号空间站的环控与生保系统，即设计来维持居住环境的系统，不定时地运作。无法呼叫修理员，无法运进修理部件；全凭我们的智慧支撑。任何时候，我们三人中都必须有一个人掌握处理任何事务的技能和知识。
任何错误都是不堪设想的。在空间站类似压力锅的环境中，在这个机械系统整日频频瘫痪的地方，处于压力之下并承受着远大责任的沉重负担的人，也很容易瘫痪。
一开始我就明白，如果想使自己的身体在任务结束时还完好无损并能有效运作，调整自己就十分重要。我常记起约翰分别？时的忠告：“杰瑞，你惨了。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越好。记住，一切终将结束。”
事情总会到头的，有一天我能再次和家人在一起休息，变得无忧无虑，正是这种想法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忍受远离地球的生活。我发现，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即便这个结束有数月之遥，我还是能产生智力上与情感上的毅力去将工作干好。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明白心理上应作何种预期。南极科学考察与北极探险，在任务进行到一半时，动机都发生了一种自然偏向。然而，根据这些事例，在任务接近末尾的时候，动机与动力反而会复活。
凭借这一知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