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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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合理行为的轻视，我故意在通过时不出示我的培训卡。令人讨厌和面无表情的士兵认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有时不为难我们，而让我们通行。
训练中心由四五个大的，不显眼的三层建筑物组成。到了夏天，蒲公英在未开垦的草地上处处开花，我想野草也被当作花来看待了。我从没有太靠近任何一所建筑物，因为每个人都会闻到花粉而打喷嚏，我担心砖随时有可能从其中的一个易摧毁的建筑物上落下来。
进入教室时，我向坐在门厅旁边的玻璃哨岗上的另一名士兵挥手。夏天在建筑物内经常感到太热，在冬天，或者太冷或者闷热，走廊里通常很黑，我看着大厅的外面以便借助窗户的亮光走进去。通常，我会在通过坏地板时，踢倒一块疏松的有点白的绿地板布。
教室内的装饰与60年代建造的美国的学校相似。木桌整齐成排地放着，教室前面是一块黑板，我的教官们希望我在每堂课前擦黑板，这里没有视听教学的工具和计算机。
在建筑物内的盥洗间设施也比较原始，从没有见过卫生纸。幸运时，我可能在悬挂在厕所墙上的金属的篮子内发现一些撕开的报纸，残余的报纸不能被厕所的水正常地冲走。最终我找到了“外国人的浴室”。法国受训的宇航员们，几年前就要求一个文明的盥洗室。随后，奋力穿过一套风雪路，我将使用这个盥洗室。在这里的橱柜里，我甚至藏好了一些卫生纸。
在此我想补充说，俄罗斯的大多数公共盥洗间同我见过的世界上其他的一样糟糕，令人作呕。当参观莫斯科时，我们发现知道一些意识上可以接受的盥洗间的位置比发现红场广场显得更重要。
当用英语讲授学习材料时，学习航空学、技术系统学以及火箭科学概论变得很困难，但用俄语学习同样的学科简直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空间任务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事实上，被选派的航天飞机任务的成员们至少在一起经过一年的特别任务训练，而训练通常发生在指派宇航员已经学习航天飞机系统的课程至少两年后。然而，我能够利用我过去的经验和了解到的美国太空体系的知识和操作（在俄罗斯，物理和飞行力学的原理与世界上公认的原理几乎没有区别）。学习用外国语讲授的技术性材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我在宇航员候选人训练期间时，我倾听的是美国工程师们嘎嘎地连续几小时讲授有关航天飞机体系知识，相反，现在我将倾听的是俄罗斯专家们枯燥无味的课程，作为增加的难度是，首先我在试图演绎出技术系统在事实上如何工作之前，将破译俄罗斯单词的含义，我发现自己的行为好像一个语言侦探家，为了解而把单词拼凑到一起。凭借先前的学科知识而联系一两个已理解的词组，我试图弄懂所讨论的话题的意思。
我的惟一救世主是教室内悬挂在教官旁边黑板上的一张过期的、手工绘制的工程图表。对工程师和宇航员来说，线路图、管道阀门系统以及计算机逻辑图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许多一个接一个人的讲演中，我想把教官所说的以及墙上悬挂的图表所表示完全弄懂。图表本身已经过时，可是演讲也是如此。图表所描述仅是“和平”号的最初结构，在空间站11年的存在时间里并没有做太多的修改。大多数教官们看起来好像在教授尤里·加加林时代的学科，他们并没有跟上“和平”号改变的步伐。而且我有这样的印象，我对所描述的材料的理解几乎与演讲者无关，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预先录音重复逐字播放，用这种方式进行演讲，这正如他们在十年前所做的一样。
通过与我接受的所有训练课来比较，给我印象最深的困难是，它是没有手稿和讲义的，所有的材料口头讲授，所有的考试是口头测试。过去是缺少纸张，现在缺少复印机，导致训练材料的不足。而且，一定程度上教官们认识到他们工作的保密性，侧重于讲授系统知识或者空间站的组成。记录这些信息，他们将失去在市场上的地位。
对于像我自己这样无外语经验的学生来说，学习空间系统不会比听完全用俄语讲课更困难的事情了，在经过一上午的语言训练，紧接着是连续的下午技术课后，我感到筋疲力尽。确实我在下午4∶00到6∶00这段时间学得很少，尽管做白日梦还是装出倾听的样子。我许多次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
一天中惟一的解脱时间是每天安排在宇航员体育馆中的两小时体能训练，体育馆是老式建筑但很宽敞，里面有一个游泳池、桑拿室、按摩治疗室和一个塞满从东欧进口的体重秤的小货仓，一个独立的濒临崩溃的建筑物里容纳了一个小体育馆，过去主要用在室内踢足球和打羽毛球。给我指派的是一名从事海军心理状态方面的抽烟的45岁年龄的前运动员教练。他的这种姿态不是影响他自身，而是我。
我喜欢健美训练。在游泳池里往返游泳使我精神爽快。我从事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羽毛球，并且发现它很好。我通过了室内足球赛。偶尔，我们在球场的桦树边进行户外网球训练。经过良好的练习之后，奥尔加女士的强有力的按摩真是太舒服了。
但是，这是宇航员的体能训练，渲染得超过了单单的运动。虽然我从没看到一名俄国宇航员在此测试，但是所有去太空的外国宇航员们每月必须接受体能健康测试，然而俄国宇航员们可以坐在桑拿室里，有时由在星城的陆军上校或将军陪同，陆军上校和将军通常偷带一瓶伏特加酒作为他们的“测试”！我得完成我的健康测试。计时跑，记时游泳，直立，引体向上，闭紧双眼用一只脚保持平衡。坐住，在平衡木上计时的腿伸展。当医生留意心电图时，我在固定的自行车上踩踏板。
作为一名运动员，我不介意测试。事实上，我更希望他们坐在进行桑拿的屋里喝伏特加酒，我所关心的是一些有关训练的时间安排。
我们从跳跃床开始训练，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哦！你想让我做旋转吗？是的，没问题。接下来在空中翻筋斗怎样？难道你确信我不会扭伤脖颈吗？在空中翻筋斗、旋转、坐下；为了使身体能满足空间飞行的需要，要求学会一整套舞蹈系列。虽然我从没有真正看到在跳跃床上所做的空中翻筋斗将帮助我适应空间生活。但是我感到像回到童年一样玩耍。在完成翻筋斗后，我总是想：我想知道我的安那波利斯的老朋友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敢打赌，他们中间没有人会在几年内学会在跳跃床上翻筋斗！
接下来进行的是把自己捆在一个圆形的环内的旋转训练，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房间变得模糊为止。从高处俯冲潜水以及从低处后翻然后落入太浅的游泳池内，池水四溅！这都是为了太空的训练！
在一系列旋转座椅的训练期间，我在椅子上画线，因为不仅在旋转期间每个人感到恶心，而且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会给人留下迟钝的头痛。我由于太忙而且有太多的挑战，所以不能让疼痛的大脑加上负担。作为一系列安排的椅子折磨活动，在理论上，每个人将降低对运动呕吐的敏感度。结束标志是旋转时不呕吐。
国家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得出结论，这种训练，几年前在国家宇航局的第一批宇航员之间曾有过相似的训练形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影响那些因空间训练而不适的人。我告诉我的教练这个事实。我解释说：我已经到过太空而且在任何时候感觉良好，为什么不安排更多的有趣的网球赛呢？他面露疑态，无论何时他邀请我去上旋转课，我都坚决说：“不，谢谢！”最终他拿我没办法。
我同意参加离心机训练，美国宇航局已经为它付了费，我认为我应该做好。系在长臂的一端，当太空舱围绕环形建筑物作长弧形转动时，我被用带子牢牢地捆扎在座位上。随着对地速度的增加，我旋转得越来越快，重力主要感到作用在从胸部到背部。因此在持续让血液流回大脑时，我的心脏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我有时对视觉模糊没感觉，或当乘坐海军喷气式飞机时，偶尔感到暂时性的失去知觉，这里对地速度主要来自从头到脚的方向。当对地速度不断增加时，我感到我的脸被拉平，皮肤朝着耳朵方向拉紧。
我手里有一个控制停止的扳机。只要我持续按住扳机，训练将持续进行。如果我失去意识或者我的身体无气力时，我将松开夹子。停止按扳机，这将使电路断开，从而使离心机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太空舱本身，放在支架的末端，当它旋转时，做一个无序的运动。之后不久，太空舱停止旋转而且离心机开始减速，我感到我的脸正在恢复原状，像堆积的砖头压在我胸部的疼痛的感觉正在消失，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正常。完全停止后，一名技术人员打开太空舱的门，松开我座位上的安全带，我走出太空舱，感觉脚步有些不稳定，面部红润，当医生从胸部拿开心电图的引线，我向他撒了谎，我说我感觉良好。他告诉我，我的心电图自动记录结果完全正常，测试通过了。我感到宽慰，我感觉的胸部不适并不是一个心脏问题。我推断疼痛也许是由一些肋软骨炎引起的，肋骨和胸骨的连接部分在压力的作用下扭曲变形了。
在太空中，我从没感到不适过，在“和平”号的五个月里，我从没吃任何药，包括阿斯匹林。尽管在俄罗斯没有接受在椅子上旋转和呕吐过，我也做得很好。也许是跳跃床帮助了我。
听到在星城受训的每名宇航员的求助后，国家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署的官员们最终派遣一些美国教练，以此来帮助写一些翻译的，手写的材料。教练们倾听我们的呼吁声后，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紧接着来到俄罗斯。
俄罗斯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俄罗斯教官的合作下，美国教练提供帮助解决训练手册，他们将用双语格式编写建议的手册，然后发给所有的俄罗斯宇航员以及在训练的每一名外国宇航员。对俄罗斯人来说，这项工作将没有任何花费。
在星城的俄罗斯管理部门对此并不感兴趣，做一次改变并不受欢迎。帮助宇航员们准备任务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共享的目标。看起来从美国人身上赚钱是考虑的首选目标。
5。俄罗斯风格的训练（下）
俄罗斯人将向受训的美国宇航员收费。每分钟都收取训练费。如果书面材料编写得好、清晰、易懂、易读，最终我们将需要较少的受指导的时间。时间少，付费也少。俄罗斯人最后同意研究编写训练手册的可能性，但是坚持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他们的“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而付高额费用。
看起来有用的材料并不是很特别。例如，我告诉一名来此参观的美国教练，对我们来说在家里拥有一幅挂在教室里的工程图的副本很有用。他请求俄罗斯官员允许给图拍照，以便他能通过照片工作。
他的俄罗斯官员欢迎这个想法。当然，他被告知首先必须征得训练管理中心的同意。管理部门拒绝了美国人的请求。任何人不准给过时的图片拍照。一周后，俄罗斯递交给美国宇航局一个建议：在美国宇航局付额外的五位数的费用之后，他们将提供图。这种情况被前后不止一次地重复过。
我们在星城训练的宇航员们并不天真，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并不是容易得到的或令人愉快的经验。在政治权宜的伪装下，草率地签订了这一计划，计划有粗略的界限，没有一个训练中的人期望在一夜之间有所改变。
至少，我们期望的是心甘情愿地开始改变的过程。我们并不是为自身的缘故而提出改变的，而是为了将到俄罗斯的大量宇航员们，他们在开始的两年时间里，为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任务计划而训练。我们希望看到待遇的改善，从在歇列梅切伏机场递交签证，到居住舒适的没有蚊子的房间，有过得去的讲义供学习。
我们同时也能理解在休斯顿后方家园里的其他宇航员们并没有同样地分享我们开拓者的热情。许多人已拒绝去俄罗斯。许多在将来将去俄罗斯受训的人并没有感到激动。他们不愿适应难以忍受的低效率和无用的官僚作风，更不愿作为自愿者。尽管我们能够忍受当前的环境，然而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情形将不可能适应于缺乏柔韧性的在今后两年里受训的宇航员们。
然而，我们不能使那些从没有到过俄罗斯或者仅仅短暂地访问（通常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西式的旅馆内）的人相信，需要做大的改变并且我们最好从现在开始做起。
我是一个头脑冷静的、顽固的人，我失败得很惨，在美国国家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的管理者们周期性访问俄罗斯期间，我从不害羞地告诉他们一切都不太好。在我离开美国宇航局之后，“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的管理者弗兰克·卡伯特森告诉一名记者，“我害怕见到利宁杰，他经常抱怨事情是如何不好。”看起来，一名计划管理者应该对他所管理的计划中的什么“不对”感兴趣，约翰·布莱哈宇航员真的嘲笑卡伯特森，说道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弗兰克和通常的美国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管理部门，是他们在俄罗斯完成他的任务期间的最大障碍。
公平地说，卡伯特森的办公室人手不够，而且他没有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从而使工作得以完成。那些没有俄罗斯经历而且并不了解星城的一切和“和平”号空间站不是在约翰逊空间中心也不是航天飞机的人们给予他的建议，使他觉得他是牺牲品。他的副主管在交谈中所做的“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评议得出这一结论，尽管这些事情事实上发生在“和平”号上，看起来他的助手从没有从“和平”号得到这些内容。
当最初的国际空间站成员在1998初来到俄罗斯时，与以往的情形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他们向美国宇航局报告的挫折，正如我们早期的“和平”号宇航员们在两年前所描述的一样。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威胁要离开俄罗斯。因为他们对在星城的最初几个月的可怕的、无效的训练失去信心。
听到最近反抗长官的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