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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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12月12日，身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扣押了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
　　时在德国疗养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立即启程回国。汪精卫本来以为蒋介石再不会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国民党的军政，非他主持莫属。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于此，汪精卫取蒋地位而代之的企图化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时，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并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飞抵南京。20日，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汪精卫的复职，所以汪派人物也经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出任各项职务。民众训练部部长本为陈公博，现在陈要重新任职，因而顺理成章，仍任其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职位有限，陈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蒋介石拟改令陈公博任民众训练部部长。闻此消息，周佛海说：“此事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谓失之意外。”话虽然如此，但内心却很不是滋味。是日晚饭后，当他与好友包惠僧谈及“个人升沉得失，离合悲欢”时，“不禁感慨系之”。95从接任到卸任，周佛海只当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的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真可谓短命的部长。
　　

低调俱乐部（1）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侵吞华北，征服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对华政策基调，卢沟桥事变不过是日军为实现预定计划，为武装侵华制造借口。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20余里处，是北平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咽喉，卢沟桥的得失与否，不仅关系到北平、天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华北的安危，中华民族的安危。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响，全国人民一致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高潮蓬勃掀起。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地将领也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对日抗战。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挽中华民族于危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体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佛海表现如何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佛海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正准备前往庐山，出席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界名流谈话会。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不求战，只是应战，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96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2）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97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98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99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100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是唱高调，是借此作为“倒蒋唯一手段。”周佛海说：当时，“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但是，“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101
　　周佛海在庐山谈话会期间，曾与汪精卫及同样主张妥协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宁实验县县长梅思平等人，就华北局势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他说：“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102
　　他说，当时人们对抗战的形势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他研究的结果，则认为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是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强弱一个方面，要从多方面的关系去分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除了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只要坚持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低调俱乐部（3）
周佛海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只看到中国弱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又是一个崇洋主义者，只看到日本强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更看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来，“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说：也许日本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想在日本崩溃之中，寻求中国的最后胜利，完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的幻想”。103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后，照他的话说，“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104
　　周佛海所说的许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罗君强等；武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兼江西省长熊式辉等人。由于他们这些人经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划如何反对抗战的“高调”，如何与日本“恢复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调”，外间便对他们有所议论，而他们自己便也毫不顾忌地把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105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并没有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并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与陶希圣早就相识，而且过从甚密。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7年初往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处处长及《党军日报》主编等职。时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周佛海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密友。其后，陶希圣虽因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辞去军官学校职务，与周佛海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庐山谈话会时，以北京大学名教授的资格，出席谈话会。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区行政督察专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周与梅思平相识，始于1926年底。时北伐军占领武汉，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务，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周佛海派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梅思平被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后来又同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因此，两人之间一直过从甚密。
　　罗君强是湖南人，*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低调俱乐部（4）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