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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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汪的不解之缘（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120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121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122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123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124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阅读了宋的上述谈话后，深表不满，竟称：“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125
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不断增兵上海，终致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西侵，南京不保。面对如此形势，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以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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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和”失败（1）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德国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电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告中国政府，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亦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27
11月2日，狄克逊再访广田弘毅，探询日本对中日“和平”的条件。广田面告了日本初步提出的八项主要条件，请其转告中国政府。并于次日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建议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并称：“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128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告了日本所提的“议和”条件。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9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即史称的“陶德曼调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授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坏将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是国联咨询委员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对于这次会议，日本不仅拒绝参加，而且妄图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干预。第二，妄图借此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对华作战的泥淖。
广田在11月2日接见狄克逊时，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项主要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 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项基本条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陶德曼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却将其中的第一项，即“承认满洲国”这样一个重要条件遗漏了，直至12月22日，广田再次会见狄克逊时，才对此作了说明。130
当时，蒋介石在听取了陶德曼的陈述后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并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131应当指出，蒋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差距甚远，陶德曼的“调停”也就无法成功。
促“和”失败（2）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132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