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北去-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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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前我是县物资局亦工亦农职工，我是跟母亲、妻子、妹妹一起来的。我们坐的是解放牌敞篷汽车，一车坐40多人。湖北、河南组织了100多辆这样的大卡车。人坐汽车走，破烂家具、被子、锅碗瓢盆都装船走。粮食不允许带，都换成周转单，但允许带红薯干，每家自己蒸点馍带上。从淅川走时，一个生产大队几千人一起走，走时放鞭炮欢送，但一个个哭得又像是送葬。亲戚们不走的和车上要走的都哭成一个整的。女人们哭、老人们哭，哭声一片，惹得男人们跟着也掉眼泪。就是小孩子们显得高兴，他们觉得出远门、搬家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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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7）
上车后坐到襄樊接待站，这是两省开会安排好的。我们在一个大仓库里住了一夜，仓库里铺的有稻草，我们全都不脱衣服在草堆上睡了一夜，大人娃子、男人女人滚在一起。我们从淅川上车时每人发一个卡，叫移民接待站接待卡，接待站凭卡给每人发一个馍，面条汤、米汤随便喝。第二天从襄樊坐驳船、也叫货轮顺汉水下钟祥，两个生产队坐一只船。坐了两天到钟祥大王庙码头下船，下船时大约是下午五点。这时也没人接站，2000多人上岸后不知到哪儿，河南干部也找不见了，人们就在河边、河坡上坐着，没人管饭饿得不行。就那样在河边坐了一夜，幸好没下雨。半夜里，我们淅川干部吴丰瑞到河边来找我们，结果被大伙围起来一顿拳打脚踢、扇耳光。吴丰瑞是淅川县农工部长兼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他是1966年第一批带队来柴湖的，他全家都来了，去荆门的1万多人也是他带队的，他是个好人、好干部。后来有人认出他是宣传部长，才不打了。
天亮后，吴丰瑞安排大伙在码头附近当地人家吃饭，还是馍和米汤，2000多人一吃就吃到了晌午。之后解放牌汽车喘着粗气拉我们到柴湖，路差，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把我们拉到了柴湖，就现在的双河村这一片。我们一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人们又哭又喊不下车，男人们踹着汽车叫往回开，往干部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样的地方安家。干部们任打任骂不作声，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能说得清什么呢？哭闹了一气后，移民们也知道没有退路，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天色也渐渐地晚了，就一个个无奈地下车，开始扒开芦苇找自己家的房子。没有路，脚下的稀泥一捅老深、齐腿肚子，还有青花蛇在“哧溜溜”跑。
房子是一排十间，一模一样，机砖柱、瓦顶、芦苇墙，房门上已贴好了各家的名字。进屋一看，房与房之间没有隔墙，通的，仓库一样。地上的土堆老高、坑坑洼洼，屋里的苇子也长得老高。每家屋里堆着150块红砖，砌灶用的，还有二三十斤一捆柴草。我妈这时哭了，说：“这该咋过呀！”我那时想，总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强吧。
1969年供应了一年粮食，每人每月20多斤，很少，补助的粮食又没有钱买。1970年最苦，不供应粮食了，靠自己种，可芦苇长得比麦子还高，生产队也没有任何收入。柴湖有个军马场，他们种的麦子因连阴雨霉烂了，没有收割，他们不要了。我们300多人每人拿一个口袋跑20多里地去抢这些麦子、搂麦粒，拿回来簸净、晒干，加工成面粉做出的面条发乌，一吃就吐。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淅川人在柴湖咋熬过来的……
（穆文奇是柴湖镇退休干部。）
黄学峰：我是淅川李官桥人，来柴湖之前是淅川县委党校秘书。淅川移民时，几百名干部、职工都随移民来到了大柴湖。我是1969年2月调任柴湖区红旗公社任党委书记后，便带着母亲、妻子、孩子一起来到大柴湖，妻子在浒川时是县妇幼保健站医生。1968年9月我曾带三官殿移民来到大柴湖，那时，淅川县城已进水了，三官殿街上也进水了，1万多三官殿移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地仓皇出走，那时，柴湖给移民的房子都没盖好。我们在襄樊一个大仓库住了一夜，下连阴雨，三天都不能走。听说柴湖盖的棚子里也进水了，老百姓发急、发火，吃不下饭，有人气得把馍都扔了，说国家欺骗我们，没有房子住都让我们走。
三天后上船，走汉水是下水船，第二天下午到达钟祥大同码头，没地方住，在船上窝了一黑夜。第二天一起船，没有路，到处是水。房子都是那种四根砖柱的泥巴棚子，十间一排，屋子里的芦苇长老高。那时也无所谓有房住无房住了，移民中有许多是1960年从青海要饭回来，回来后他们房子、土地全没了，就在水库边游来游去，搭个草庵，水库水下去了，就在泥巴地里撒把种子，有一颗没一棵地收着；水上来了就跑，就讨饭去。苦了十年，苦够了！现在到柴湖，好赖还有政府给盖的棚子，觉得已经不错了。三官殿是个大镇、富镇，那些原本有房子、有铺子的人就苦了，有什么办法？回去房没了地没了户口没了，回哪儿？再说谁能批准你回去？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8）
三官殿一万四五千人，分了11个村，其中一个村是当地住在柴湖边上的人，十个村都是淅川移民村。几万人集聚到荒无人烟的大柴湖，生活顿成了大问题。移民们只带了一点薯干来，换的粮食凭单又没钱买粮，上面只给一个公社发一两万元救济款，平均一人只有一元钱，够干啥？春上生产，沙楼村和中干桥村人到地里劳动，中午饿得到当地老居民家要饭吃，有的青年饿得难受，中午在地里睡时，把脚朝上、头吊低，叫“倒囊”，说这样“饿”的感觉会好些。
那时压力最大的是出外工修水库，到处平调劳力，不给工钱还让农民自己带粮食、带工具，让生产队给记工分。耕牛、驴子、板车全调走了！一两万人修温峡水库、东桥水库、黄坡水库、高潮水库，还调人去修铁路，一修就是四五年。这么抽调劳力，真是太凶了！太不体贴移民了，没站稳脚跟又这么搞，真是雪上加霜。我为移民说话，有人说你不怕打你右派？我说打就打，打了我再回淅川。到柴湖七八年都拿不出钱修修房子，家徒四壁、两手空空，有许多房子漏雨，那年一场大风，倒了数百间。原来说柴湖够10万亩地，但部队农场占、农科所占、当地公社占，轮到移民远不是原来说的数。水库修好了，至今柴湖也用不上水。
从1966年开始移民大柴湖到2005年，39年了！我说说体会：
一、丹江口水库是大型建设，当时移民是世界之最。那个年代国家经济条件差，又想办大事，就必须动员群众。说难听点，就是把手伸向群众，向群众掠夺。不能说错，但10万大军修大坝，移民毫无经验，又没钱，必然要出大事；
二、移民连续被折腾，太累、太苦、太穷。58年库区就遭受了毁灭牲的破坏，砍树、扒老百姓的房子，拿木头去练钢铁。后来又上青海，后来又开始饿饭，饿死很多人；后来又来“文革”，又在那种极左年代移民。移民受折腾时间太长，翻身难；
三、移民工作纳入领导认识上还差劲，认识差劲必然带来许多问题。当年，淅川那边一草一木不让带，房子不准动，牛是生产队的，户口已给你迁走，你不走还等啥？湖北这边，长期认为移民捣蛋，瞧不起移民，认为移民无知、懒惰、愚昧，好像就钟祥人聪明。当地人总说移民给他们带来多少多少困难，我说你们没见移民遭受了多少困难？我们移民干部只会说实话，领导认识有偏见又不爱听，每次开会，弄不好我就和人吵架。柴湖相当于一个孤岛，说话小心，一不小心，就骂河南人。
四、对柴湖的干部调动过于频繁。组织上不信任，说移民干部搞宗派，为避免宗派就要掺沙子。柴湖现在已105000多人，95000是移民，10000是当地人，1984年柴湖在行政上就已划为镇一级组织。现在，柴湖的级别比别的地方高半格，柴湖的正职相当于副县级。来柴湖的干部要实实在在为柴湖人办实事，不能频繁调动，不能只是为了来这儿镀金、提拔。
当年与我一起来柴湖的干部，一部分调回去了，一部分去世了，现在留下的不足40％。柴湖一两万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家种地，土地的科技含量很低。现在，湖北省委、省政府重视柴湖的脱贫，2004年、2005年两次来柴湖开现场办公会，为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移1万人出去到别的乡镇，能腾出8000亩土地。即使这样，柴湖人均也只有9分地。柴湖今后的任务还相当大，要赶上当地水平，还要经过若干年……
（黄学峰，钟祥市移民局主任，已退休。曾任柴湖区红旗公社党委书记、柴湖区副区长。）
宋育昉：我是淅川宋湾人，宋湾俗有淅川第一村之称，区政府就设在宋湾。宋湾大多人家住楼房，都是二层、三层木楼，没有草房。宋湾和淅川县城隔河相望，只有八里地，经济、贸易很发达。宋湾自古重视教育，读书人很多。宋湾现在被丹江水库淹没了，当年6000多人移民到了大柴湖，住的是荒湖泥房，屋子里的芦苇、床底下芦苇如雨后春笋，过一段时间就得割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墙上的苇子也长出来了。与老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移民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失落和艰难中走过来。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9）
我来那年14岁，我们家来了7口人，连83岁的奶奶都跟着来了。我想说说我姐姐宋育英，我姐姐是个很优秀的人，她在淅川时已经中学毕业，来前就在宋湾前营村任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来柴湖那年她18岁。姐姐学习好，没上六年级就跳级到初中，后来母亲去世她休学了，两个哥哥也休学了。休了一年学后，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学，任学生会主席。来柴湖后，姐姐还是任村支书，她什么事情都扑在前面干。柴湖发大水时，姐姐第一个跳进水里堵，感动得大家跟着往下跳。大冷天修水渠，也是姐姐第一个脱掉鞋，跳进冰凌碴子里。在柴湖这地方当干部，凡事你不扑到前面干，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就更没有活路。在家里，姐姐处处节俭，没得吃没得穿她从不说苦，总是让着我们。当了三年村支书后，1971年提拔姐姐当了一个公社副书记，柴湖区一共6个公社。一年后又当了书记，1974年任命为县委副书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任荆州地委副书记，1983年干部要求“四化”，大批任用知识分子，姐姐文化低又让姐姐到县里任县委书记，这期间，姐姐到教师进修学院读了两年书。1984年姐姐35岁时任命为省妇联主席。《知音》杂志就是在她手上办的，后来，在武汉盖了一座知音大楼。姐姐吃苦精神强、奋斗精神强。后来姐姐从省工商局局长、省委秘书长到2004年提拔为省委组织部长，姐姐一路走过来，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一个移民的女儿，一个外乡人，没有背景，全靠实干。
我说这个意思是，不能看不起移民，我坚决反对说移民的素质低。现在，柴湖移民的孩子走出了1500个大学生，武大的、交大的、清华的好几个！我的孩子就是2003年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现在北京工作。1999年考大学时，分数在湖北省前几名，670多分！要是有同等的生活环境、同等的教育水平，移民不比任何人差……
（宋育昉，1968年移民大柴湖，1972年高中毕业，历任生产队长、村支书、公社团委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等职，现任钟祥市人大副主任。）
在柴湖的日子，与我彻夜交谈的还有钟祥市移民局副局长李定银、王敏，柴湖镇原党委书记杨俊道，钟祥市政法委书记李定建，还有柴湖这里那里的村民，他们都是当年淅川移民或移民的儿女，他们亲历了那场告别故土的心酸，他们又以无比的坚韧和劳作，在异乡度过了漫长岁月的艰辛，他们以不泯的记忆和朴实无华的言说，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真实的背景：丹江口水库的建设使库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历史应该永远铭记这流泪的牺牲和奉献，并由此而低下头来，作深深地反省和忏悔……
怎一个“痛”字了得
从1958年9月，郧阳古城和均州古城开始拆迁，到1980年均州最后一批移民迁出，作为坝址所在的均县共外迁、内安移民16万余人，坝上第一县郧县外迁、内安116万余人，两县共动迁276万余人，而淅川实际动迁24万余人，三县合计共动迁应是48万余人！可近半个世纪以来，官方的各类文件中始终称丹江口库区移民为382万人，整整少统计98万余人！近10万人的生活、生命、艰辛和眼泪都被水一样冲走了，湮灭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造成统计的混乱无序，还是压根儿就忽略、草菅了近10万人的生存权益？无论怎样，我们都难以想象当年原本少得可怜的、人均只有二三百元的移民经费，再少了这近10万人的人头费，那点钱该怎样救济给百姓？
西方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承受的精神痛苦更多！多10万人少10万人，在那个充满荒诞的年代都是无所谓的，生命如此，精神又算得什么？
让我们在今天人性复苏的时代，再来阅读、体验人类情感的最“痛”处——“故土难离”吧，让我们从鄂西北人巨大的精神疼痛中去抚摸中国人依恋故土的情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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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10）
当一浪高一浪的江水一步步逼近均州城和郧阳古城时，当无情的江水泛着白色泡沫汹涌而来，开始大片大片吞没土地、房屋、果树时，由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红卫兵、红小兵组成的督促搬迁的工作队穿街走巷，日夜敲锣吆喝：“水进城了！快搬家哟！”红卫兵、红小兵们手拿广播筒，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沿街刷大标语：“为革命搬迁有功！抗拒搬迁有罪！”大街小巷，日夜传来劝说声、哭泣声、吆喝声……
“快走吧！哪里黄土不埋人？你看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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