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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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氐衬谌狈γ裰鞯慕不啊略扑担饧改甑衬谡紊畈徽＃ǚ耆丝谒等只埃纯扇滓黄摹ā＃�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它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幺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 ［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54－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 ［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
［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
［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邓立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
13。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aisixiang。/data/11254。html
最近，曾在50…60 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 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 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 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 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 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1＇：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2＇， 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