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外-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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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你们吃苦多。”
于是，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讪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就住在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后，同她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毛泽东曾多次问我：“你们感觉李敏好啊李钠好啊？”我总是回答：“李敏李钠都很好。对我们都很尊重。”毛泽东便点点头：“能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率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赢，不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查，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大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糯：“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