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外-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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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云听到这里，早已哭出声。我也眼睛发酸。困难时期，毛泽东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饭不超定量。他让亲生女儿吃学校大食堂，卫士长途去一包饼干他还严厉批评，不允许女儿特殊。可他却为我怀孕的妻子送来这么多食品……
预科毕业后，升学制度发生变化。过去预科的学员都是保送本科学习，我毕业那年改成考试，考不上就回原单位。我和爱人胡秀云以及卫士李连成都没考上，只好回中南海找毛泽东。
那是1962年暑假，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室，说我们要见主席。工夫不大，那边回话，叫我们三十人直接去游泳池。
我们去了。从游泳池北门值班室进去，顺池边走到南头阳台。南边的墙全是玻璃，可以晒太阳。白瓷砖地面的阳台上摆了几把藤椅，毛泽东身披浴衣迎过来同我们握手问候，然后在摆成环形的藤椅上坐下来。
“主席，我们没考上大学。”我把考试成绩簿递过去。毛泽东稍咪细一下眼，看了看，说：“你这个成绩还不错么。”
成绩簿上似乎分数不错：语文和历史4分，政治5分。但是，其他栏目是空白。
我说：“我们只考了三门。俄语和数理化没有考。我们是插班，那几门根本没法参加考试。”
毛泽东皱起眉头，又看了胡秀云和李连成的成绩薄，沉思着嘀咕：“成绩都是不错么。工农兵有实践，有些知识没有学不能怪你们……”
我说：“主席，既然学习了，我还是想继续上学。听说警卫局保送一些人上了外语学院，我们常接待外国人，这方面有经验
毛泽东思考片刻，说：“有三条路你们选择。第一条，继续上学。第二条，回中南海分配工作。第三条是去公安局。具体怎么办你们找汪东兴去商量。”
我们到汪东兴的住处找他，转达毛泽东讲的三条。他请我们三人吃了顿饭，说让他考虑考虑。
不久，我们得到通知：上学的事经联系不行，叫我们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李连成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四处《警卫处》，我和胡秀云被分配到五处所属的北苑劳改化工厂。那时，我们只是从电影小说中了解一些公安人员，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第一次走进大铁门．充满神秘和庄严感。胡秀云到劳改人员女队任小队长，我任管教干事。
可是，走人警备森严的大铁门后，我们立刻陷入迷惘、疑惑和深深的失望之中。这里的一切与电影、报刊、广播所宣传的都是那样不同。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南海，太缺少社会经验，不了解社会真实，竟至目瞪口呆。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感动着我们，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领导干部每天大鱼大肉吃喝挥霍惊人。大铜家具明晃晃的，没有一天下是吃肉喝酒，连办公室里都是酒气熏人。管教干部用犯人当勤务员当保姆，铺床、做饭、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而且总是虎起一张吓人的脸孔．一张嘴就是吼骂，从来不会好好说话。
犯人也是人哪。我看不惯这里的黑暗腐化，没去多久便提意见。领导惊诧地瞪住我看，好像看火星人似的。接着一声吼便将我轰出门。没过多久，我的干事便当不成了。我也被调去下在劳改队当小队长。
胡秀云也遇到了麻烦。她一下去。犯人见了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口一个胡队长，点头哈腰，抢着为她服务，说奉承话。胡秀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她感觉受不了，想和女犯人们正常谈心，讲道理。于是，其他管教干部便责怪胡秀云，怪她没有”凶劲”，失了威风。
不过，许多犯人却很快接近胡秀云，常常向她哭诉一些实情和心里话。其中一名北京医学院的女学生，叫胡芷云。
胡芷云是名高材生。中苏论战公开后，她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的某些观点持不同看法，因而被捕，送入劳改队。“九评“发表后，她在学习中表示放弃过去的看法，并且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种表现本该获得从宽处理，但她得罪了某些领导。非但没有从宽，反而被从严，延长教养期一年。她向胡秀云哭诉：“我认识了错误反而从严，我不服。可是上告无门．你救救我吧！求求你，我还年轻，我想回学校学习啊……”
胡秀云对这种事情自然看不下去，便去问中队长：“人家坦白从宽，为啥还要延长教养期？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么。”
中队长眼睛飞快扫视周围，然后放低声说：“你别管那么多，小心穿小鞋。
当时，我们夫妻交换所见所闻，简直以为是做梦。为什么现实与宣传差距这么大啊？为什么党的政策。中央的指示到了下边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决定去看望毛泽东，汇报我们离开后的工作情况，诉说思想上的疑惑和苦闷。
星期天，我给毛泽东值班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请我们下午一道去。
下午，我们夫妻俩在游泳池的阳台上再次见到毛泽东。我们汇报工作情况，着重讲了对三类人员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突出举了胡芒云的例子。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对某些公安干部的不正之风以及胡芷云事件始终未表一句态，甚至也没任何表情变化。只是问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最后，只意味深长他讲了两句：“社会的复杂性你们过去没有经验，以后见多了，还能不能坚持信仰？坚持革命性？这是考验。
我们回单位不久，公安部谢富治、汪东兴带工作组来到劳改工厂，作了深入调查，写出一份材料。毛泽东阅后批示：看来确有其事。对劳教人员不要铁板一块，要给出路。免予劳教，送回学校继续学习。
调查中，我们夫妻回避了。可是，劳改工厂里仍然谣言四起。说胡芷云是胡秀云的妹妹，她们名字只差一个字。是姐姐替妹妹告御状，走后门。基层负责人对抗，不愿改正错误。胡芒云哭过多次。后经公安部直接关心，才获释放。毛泽东直接指示：给胡芷云发生活费，叫她重新回校学习。并且指示：那个劳改厂厂长应子撤职。
实际上，厂长并没撤，只是调离，而且提升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毛泽东亲自讲了话，到下边也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在回答尼克松时说过：“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他说的这两句话是很真实的。
发生这件事后，我和胡秀云在劳改工厂工作已经很困难。劳教人员都知道我们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纷纷向我们哭诉冤情，领导对我们自然也变了一种态度，与其说敬而远之下如说又气又怕，冷淡一边。我们明白，必须调走了。
有位朋友曾在中南海文工团（此团1959年解散）拉手风琴叫孙亦林。他说广播局属中央管，政策掌握得好，领导干部作风正派，劝我去那里。我打电话找汪东兴，汪东兴有些不耐烦。我和胡秀云商量商量，决定再次求毛泽东。
这次，毛泽东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接见我。更衣室也是他的休息室，有办公桌。沙发和木板床。和菊香书屋一样，双人床有一多半堆放了书籍报纸。
我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后，毛泽东也很为难。按组织原则．他不便总是插手基层工作，何况汇报问题的人曾经在他身边服务过。他深深思考着说：“官僚主义不是一处两处，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管。有什么办法能在全国扫除一下？……”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问：“那么，你想调哪里工作？”
“我想去广播事业局。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是不是别通过汪东兴了？您直接让秘书找一下梅益就行。他是局长。”
毛泽东摇头：“我不了解他，不熟悉他。我还得找汪东兴。”
我搓着手，不好再说什么。
“这样吧，我就找汪东兴。”毛泽东立起身。“我就要开会了。你先回去吧，回头会通知你的。”
一个月后，我即接到调令，去广播事业局报到。
毛泽东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贺子珍的思念。有一次我们聊天，从李敏谈到贺子珍。他忽然住了口，两眼暗淡，惆怅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片刻，他叹一口气：“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和我聊天时，无所不谈。但是，像这样承认自己哭。还是第一次。
那时我没见过贺子珍。听老同志讲，1949年贺子珍由苏联归国，到了天津时，江青同毛泽东吵闹，周恩来经通盘考虑，决定贺子珍不进北京。所以贺子珍在毛泽东逝世前始终不曾进北只。
1978年我去上海出差，行前去看李敏，问她在上海有什么事？她请我给母亲贺子珍及舅妈带些东西。
我在上海先见到李敏的舅妈。她告诉我，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这件事，外面传说很多，但实事求是讲，应该说毛泽东不能负主要责任。她说贺子珍无疑是我党一名很优秀的女战士，在女红军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不过，脾气也确实很倔。有个女翻译见毛泽东时间长了些，贺子珍不满意，吵起来。多次吵架。贺子珍提出去苏联。当时中央考虑着吵闹影响毛泽东工作，就同意她走。毛泽东确实哭着挽留也没挽留住。
李敏的舅妈带我去见贺子珍。贺子珍住华东医院，由于脑血栓，已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听说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便握住我的手不放，眼里泪花闪烁。她说话已经吐字不清，不得不由护士翻译。她询问了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又坐着轮椅把我送到院中。
不久，贺子珍来到北京，坐轮椅进入毛泽东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她痛哭失声。李敏和她的丈夫孔令华及上海来的工作人员都哭了。
我跟随在贺子珍的轮椅后，深深向毛泽东主席遗体鞠躬，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跟随老人家的日日夜夜。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