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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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1）
1924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而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打电报给南方政府的孙中山，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是，为了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离粤北上。
12月31日，古老的北京寒凝大地，凛烈的朔风卷地而起，灰暗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向城头紧紧压来。可是，在前门车站，却挤满了欢迎孙中山的人群，数不清的学生、民众，人人手执一面小旗，在这些红色、绿色的小旗上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车站塔楼上，有两条巨幅标语，一条写着“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另一条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朔风中飞舞鼓荡，似乎要刺破这压城的乌云。孙中山到达天津时，病情已日见严重，虽然休息了二十多天，却总不见好转，他解决国事心切，不顾大家的劝阻，仍然扶病进京。
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时，孙中山面色蜡黄，形容憔悴，平静地躺在卧铺上。负责保卫的是冯玉祥的代表、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他见孙中山病体虚弱，怕受不了车站的拥挤，便劝说孙中山在永定门下车，等回去休息后再见民众。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于是，列车继续向前门驶去。前门车站到了，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一见列车进站，就像变魔术一般，霎时全场安
静，秩序井然，人们严肃恭敬地站成两排，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偌大个车站，只听见列车的喘息声与欢迎标语、旗帜在风中的猎猎作响声。这时，孙中山振作精神，从卧铺上起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偕夫人宋庆龄缓步下车，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他面带微笑，不时招手向群众答礼，感谢他们的盛情欢迎。由于他病体难支，未能对热情的群众发表讲话，只是散发了已印好的简短的书面谈话材料，随后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驶往北京饭店。孙中山的到来，给严寒的北京古城带来了阵阵春意，人们欢呼着、沸腾着，也希望着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尽快出现。
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的元旦，他早早就醒了，但精神极差，便没有起床，躺在床上看书。
中午12时，段祺瑞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北京饭店，说是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不得不强打精神，亲自到客厅与之应酬，他告诉两位使者，说自己病体未愈，暂不能多为劳顿，大约需过十几天后，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段、梁两人诺诺称是，转告了段祺瑞的新年问候，并虚情假意地请孙中山多多保重身体，一会儿便告辞了。为表示答礼，孙中山也派汪精卫到段祺瑞那儿贺年。表面上，双方礼尚往来，温情脉脉，实际上，段祺瑞已在暗中玩弄阴谋，企图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孙中山一眼看出段祺瑞一切“盛情招待”不过是表面敷衍，因此，他命汪精卫出面辞谢段的招待。汪奉命后，即致函梁鸿志，表示：“顷奉中山先生面谕，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贶，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始，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委婉地辞谢了段祺瑞的招待。
果不出孙中山所料，段祺瑞的一切甜言蜜语，殷情盛意都是假的。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段祺瑞就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说什么“外崇国信”，就是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公开扯下假面具，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事，以此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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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2）
按照段祺瑞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由执政府指派的军阀、土匪、买办、土豪、劣绅等，甚至连炮轰总统府、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而人民团体的代表，则一个也不能参加。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叶、许两人不敢出声，好久，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他一下子站立起来，气恨恨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这时，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合作，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他断然拒绝向段妥协。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批评了“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之决定权，应由国民大会行使。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一意孤行，于2月1日悍然召开“善后会议”。
面对段祺瑞的凶焰，孙中山毫不退让，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1月25日，病势转危，于是大家商议，将孙中山送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俄国医院就医，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进东交民巷！”这样，拖到26日，才送协和医院诊治。医生检查后，决定当日下午施行手术。静悄悄的手术室里，孙科、孔祥照、宋子文、汪精卫、鲍罗廷守候在旁边，大家心里惴惴不安，又是紧张，又是担忧，谁都没有讲话。孙中山见大家如此，便笑了，说：“不要紧的。”然后乐观而坚定地对医生说：“开刀吧，我不怕痛。”于是，一场关系到孙中山生命，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安危的手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腹腔打开，大家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医生从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立即将腹腔缝合，化验结果表明，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孙中山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病房里静静的，在乳白的灯光下显得祥和而又神秘。病床边，那张熟悉的脸，是他的夫人宋庆龄，正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孙中山轻轻地呼唤妻子。宋庆龄听见叫声，见孙中山已醒来，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换上笑脸，她已经守在床边二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看着年轻妻子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涌起阵阵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后，十年来，宋庆龄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南北驱驰，时而谋略国内，时而流亡海外，时而是人言的飞短流长，时而是战争的炮火硝烟……吃尽了种种苦头。每在困难与危险关头，宋庆龄都给他以坚定的支持与柔情的抚慰。
想到这些，孙中山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感激之情，现在看到妻子为自己的病伤心，内心如刀绞箭穿一般，他轻轻地安慰道：“达龄，你不用悲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一说，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泉水般往外涌流，她痛哭着，大声说：“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孙中山伸出手，柔情地抚着妻子，喘喘地安慰：“达龄，我不会有什么事的，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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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3）
当然，这只是宽心的话，孙中山是学医的，他已从自己的病情，从众人的神情与妻子的伤心中，猜测到自己可能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医生告诉了他实际情况，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反而更加平静了，他要与病魔作斗争，用坚实的步子走完最后的人生。
孙中山虽在病中，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广东、是革命。他常向广东方面写信、发电报和书面谈话，以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当广东政府决定东征###陈炯明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十分兴奋，他立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等，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希望前方将士“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表示自己“引领南望，不尽欲言”。前线将士读到孙中山电文后，勇气倍增，更加努力杀敌，以慰革命领袖孙中山。
3月10日，孙中山病势已处于危殆之际，但当他获悉广州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东江农民军的配合下，打垮陈炯明叛军，克服潮安、汕头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立即指示电告广东留守府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要他转令军队，“不可扰乱百姓”。革命、人民、祖国，始终让孙中山永远难忘，梦魂萦绕……
孙中山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广州、上海等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纷纷来京探视，大家在痛苦之余，提出要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一个遗嘱，以备万一。于是，公推吴稚晖起草，但吴稚晖所写遗嘱仅百余字，且内容酸腐，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的遗嘱。汪精卫当面反对，说：“这个草稿不好，不能表达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不能鼓舞党员们的革命斗志。”并自告奋勇说：“我来起草试试看。”很快，汪精卫便起草了遗嘱，大家看后，都十分满意，遂一致通过了，将其交给宋庆龄，准备在孙中山神智清楚时让他签字。
一天下午，大家见孙中山精神状态还佳，便商议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于是，汪精卫、孙科、宋子文、邹鲁等四人一齐进入病房，孙中山见大家神情严肃，不同往日，便问：“你们有什么话说？”汪精卫便拿出遗嘱说：“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想请先生签字！”孙中山说：“写了些什么话，读给我听听。”于是，汪精卫便缓慢而轻声地读起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读着读着，大家都悲伤到了极点，站在卧室门外的宋庆龄、尽管预先大家给她做了工作，要她忍住悲痛，但她却不能忍住，那压得低低的抽泣还是传进了卧室。孙中山的心被刺痛了，“无情并非真豪杰”，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比钢铁还要坚硬，但感情世界又是如此丰富。他爱自己的妻子，他不愿自己的任何举动让妻子伤心，他眼圈里也滚动着泪珠，向汪精卫吩咐说：“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大家见此，只好默默退出。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能饮食了，他感觉死神已一步步向自己逼近。中午，孙中山将在京侍疾的人员召集到自己的床边，除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外，尚有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邹鲁、张静江、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孙中山吃力地张开嘴唇，向大家说：“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
大家听了此话，都感到如钢刀刺心般疼痛，有人眼圈红了，有人泪珠已如断线般掉下。汪精卫即将一份政治遗嘱、一份家属遗嘱并水笔呈上。孙中山接过，但因病体虚弱，手拿着水笔直颤动，无法自持。于是，宋庆龄便含泪托起丈夫右手，执水笔逐一在遗嘱上签名。一会儿，又在《致苏联遗书》上签了宇。此时，孙中山已是气喘吁吁、冷汗淋漓，像打完了一场重大战争，无力地躺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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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4）
签字后，孙中山又召孙科、戴恩赛于床前，吩咐他们要善事孙夫人，二人含泪答应。
北京的早春十分寒冷，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大家默默地站立床前，心中格外沉重，想到孙中山多年来对他们的帮助、关怀与教诲，现在却要永久地分别了，心中都涌起一种难舍难分的特别感情。
晚上10时许，孙中山心中仍然记挂着好多事情，为此，又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喻毓西至病榻前，首先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战况。为了安慰孙中山，汪精卫说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前线不断告捷。孙中山闻言，十分高兴，接着又问起国民会议准备的情况，国内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反映等等，汪精卫等都一一作答。孙中山听后，沉思良久，才缓缓说道：“本人此次北来，意在促成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期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虽死九泉，也可以瞑目了。”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自制，一时泪如雨下。汪精卫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