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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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共两党和谈的成功作出最大的努力。
2月24日，章士钊离开北平返回南京，通过他们的北平之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和平诚意与原则立场，为两党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正式和谈。章士钊作为代表团的六位代表之一，第二次来到了北平。
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正式谈判之前，毛泽东分别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个别商谈。
4月8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4月9日，毛泽东会见章士钊与邵力子。在会见他们两人时，毛泽东再次阐述中共对和平的诚意与原则立场。对一些具体问题，章士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现已下台，战犯的名字，是否可以不列入条文？”毛泽东当即表示：为了减少谈判代表的困难，可以不将战犯的名字列入条文。并提出，和谈方案应由中共方面先拟出，再正式谈判。章士钊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与代表团成员的单独会见中，通过开诚布公的晤谈，原有的一些差距慢慢缩小，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为正式开始的谈判扫清了障碍。
正式谈判从4月13日晚9时开始，通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到4月15日晚，终于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同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战争罪行。
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回去。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与中共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回南京后，必为蒋所不容，因此，想让他们留下。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六国饭店代表团驻地挽留，周恩来恳切地说：“无论你们回南京、上海和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周恩来情真辞切，令代表们十分感动，章士钊与邵力子当即表示不回去，在他们带动下，其他代表也同意留下。当南京政府的飞机来接他们时，代表团成员无一人回去。
章士钊留在了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和平解放的工作，从此，
他的人生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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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3）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他闻鸡起舞，全心全意服务于新中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忘我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章士钊始终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从50年代起，他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统一的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后，章士钊更是深受鼓舞，他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于章士钊的要求，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派章士钊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章士钊带到香港，想法通过各种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他先会见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这个许孝炎是湖南沅陵人，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常在一起开会，平时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了上海，许孝炎在南京，见面机会少了，后来，许孝炎逃往台湾，章士钊留在大陆，好几年没有见面了。这次香港会见，分外亲热，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许孝炎转交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
许孝炎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认真考虑后，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说有要事相商。于是，许孝炎急忙飞回台北，在“总统府”，蒋介石与许孝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说完后让许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了一下，当即提出三个人选，请蒋介石从中决定一人。这三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通过反复权衡后，选择了宋宜山。于是，蒋介石将到北京探听虚实、打开国共僵持局面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个宋宜山是蒋介石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也是湖南人，还是国民党名将宋希濂的哥哥，与国共两党均有关系，可谓是蒋介石的最佳人选。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到广州，再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亲自到车站迎接，并陪同宋宜山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农村。应宋宜山的请求，章士钊还陪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得很好，也十分放心。在此期间，周恩来专门约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谈话。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也会见了宋宜山，与他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所有这一切，都给宋宜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返港后，向蒋介石汇报，使已经开始了的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发展下去。章士钊的辛勤劳动，看来要有所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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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4）
5月里的一天，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钊到车站送行，他握着宋宜山的手，情意深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的，是你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宋宜山笑了，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再见的。”
宋宜山回香港后，写了1．5万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给蒋介石。因报告中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成就颂扬过多，蒋介石看了心中不悦，并通知不让宋宜山回台湾当面报告。这样，本来可以深入的国共两党谈判搁浅了。
虽然如此，章士钊仍然充满信心，继续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961年，国家连续发生了三年经济困难，章士钊也与全国人民一样，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毛泽东知道后，亲自找到章士钊，告诉他：“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2万元，是我亲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我说新中国成立后还给你的，一直没有还，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此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的秘书便送2000元到章士钊家中，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从没间断。1972年，毛泽东的秘书认为钱已还清，便不再送去，毛泽东知道了，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行严老的‘利息’呢。”到了1973年春节，章士钊生病住在医院，毛泽东的秘书又送来2000元，章士钊接到这份馈赠时，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夫人吴弱男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是当时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章士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喜欢柳宗元的诗歌文章，几十年来，只要有时间，便认真阅读，并写下一些心得，从不间断。从1963年起，他便将这些学习心得汇集起来，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终于在1970年完成。这部学术专著分上下两部，取名为《柳文指要》。在上部完成时，他曾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紧张公务之余，认真审阅了他的书稿。毛泽东看得十分仔细，所有誊写错误之处，都予以改正，并写信给章士钊说：“看了，引人入胜，希望下部写好，及时送给。”
《柳文指要》一书于1971年正式出版，此时，章士钊已90高龄，他十分高兴，兴奋之余，特仿陆放翁诗，题七言长句一首，诗云：
…………
二十年间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
老夫蠡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
诗成笑比坠驴人，遮莫夔龙纷满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将《柳文指要》一书作为纪念品，送给
了尼克松，尼克松带回美国后，将这部书收藏在白宫国会图书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出现要打倒刘少奇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逆流，章士钊认为，不应该随便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便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随后，章士钊夫妇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和保护，没有受到冲击。
1973年春，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内心萦绕的，仍是祖国统一大业，他常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还要去会一些老朋友。”
4月份，章士钊感觉身体、精神状况都不错，便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赴港作了仔细安排。
5月25日，章士钊老人面带喜悦，来到机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这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待遇，老人感动了，顿时眼圈湿润，他握着总理的手，表示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一定要有所成就。
和谈代表章士钊（5）
章士钊到香港后，先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50年代那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
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便处于昏迷状态。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章士钊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国民党的###，表示要继续老人未竟的事业，早日促成祖国统一。
章士钊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对章士钊最恰当的评价，也是章士钊内心最真情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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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1）
1945年8月的一个下午，盛夏的昆明显得比往年燥热，街上行人很少，马路上树枝一动也不动，整座城市似乎没有多大生气。这时，一辆黑色小轿车驰进昆明市三节桥靖国新村，在一座造型典雅的小洋楼前停下，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材魁梧、具有军人气质的男子，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杨杰。
杨杰健步走进小洋楼，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他似乎有些疲倦，靠在沙发上半晌没说话，随员劝他去洗个澡，好上床休息，但他拒绝了。一会儿，他上楼进了卧室，推开窗户，顿时被眼前秀丽的景色迷住了，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叠翠的西山以及市内座座红楼。窗下，是一个别致的花园，有假山、绿树、青草、红花，红绿相映，争奇斗艳。杨杰一时倦意全无。他是云南大理人，一进昆明，便感到家乡的温暖、可爱，现在，他更像天外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分外亲切。多少年来，在外南北驱驰的种种艰辛，一齐涌到了心头，……
190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刚刚考上云南陆军武备学堂不久的杨杰，因其学业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北洋军官学堂深造，他便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而北上保定。在保定军校，他刻苦学习，认真训练，深得校方赞赏。1911年春，杨杰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