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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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在洛阳，他与新四军将领彭雪枫有着友好往来。
1943年，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率军英勇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一举而成为抗日名将。解放战争中，他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辽沈战役中兵败东北，他侥幸逃脱；回到南京后，被撤职查办，遭到软禁。淮海战役结束后，南京城里一片混乱，卫立煌乘此机会，逃了出来，先奔上海，再从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仓皇逃往香港。
新中国的诞生，给卫立煌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为新中国感到欢欣鼓舞，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欣然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贺，电云：
“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卫立煌汇”。此后，卫立煌十分关心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他常看报纸，听收音机的新闻节目，为大陆的建设成就所鼓舞，他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的温暖，决心投奔光明。
周恩来知道卫立煌在香港的处境和愿回大陆的心情后，立即指示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秘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给卫立煌写信，欢迎他回大陆。卫立煌见信后，知道是周总理叫他回去，内心十分高兴，久久不能平静。他即说服夫人韩权华，让她与自己一同回大陆，并很快做好一切准备，不久，便坐上了香港至澳门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轮船在南海上破浪前进，卫立煌也平静不下来，他的思绪已神越天外，想到了很多很多。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第一次乘海轮从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是40周年，这40年好像十分短暂，但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独立的新中国。而自己40年来，也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历尽艰险，备尝苦痛，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想到这些，不禁百感交集。
轮船于3月15日上午到达澳门，卫立煌登岸后，与夫人简单吃过早饭后，即坐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往广州。很快，便到了这座花一样芳香、美丽的南国城市。卫立煌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抗日名将卫立煌（2）
他处处感到顺心，处处感到温暖，像天涯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他即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出电报，向他们致敬，报告他已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3月17日，毛泽东亲自回电，对卫立煌回到人民怀抱表示欢迎，电文说：“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电报来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便与卫立煌商量，建议他先到江南去看看。因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让卫立煌到那里去散散心，以解在香港数年的郁闷。
卫立煌欣然同意，于是，他与夫人乘火车出韶关，经湖南、江西等地，到达浙江，先游览了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领略了西湖“浓抹淡妆总相宜”的韵味。然后到了上海，略略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来到了无锡的太湖。准备在这“五湖烟水独忘机”的美景中多休息几天，再北上赴京。
4月4日，卫立煌突然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周恩来将要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他知道卫立煌夫妇回来了，十分惦念，想在临行前见见他们，因此，希望他们立即来京。于是，卫立煌夫妇当晚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早上6时，卫立煌夫妇到达北京。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设家宴招待。席间，周恩来与卫立煌共叙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特别提起抗战初期在延安见面的情景，历历往事，如在昨日，谈起来都万分感慨。邓颖超和韩权华原是天津时的同学，回忆旧事，分外亲切。他们知道总理第二天就要出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更是感动万分。
随后，毛泽东主席也接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刘少奇委员长在会见时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国家近况，并坦诚地向他征求意见；朱德副主席会见他时，像老朋友一样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也在家里设宴招待他们。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卫立煌亲如兄弟的情谊，使他如临旭日，如坐春风，他感到大陆的亲切，感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随后，新华社发表了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告朋友书中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短短几年的建设，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凡百设施，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建成就；抨击了蒋介石在台湾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内外政策，指出他们以此勾结美国力量，妄想###是“痴人说梦，白日见鬼”，鞭挞了“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的狼子野心。最后，卫立煌希望各位在台的袍泽朋友“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位珍重。”卫立煌的告袍泽朋友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卫立煌回大陆后，先后到很多地方作了参观游览，从南到北，处处都是新气象，他看到旧中国那种“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的乱摊子，经过人民的建设，正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麦浪翻滚、禾稻葱绿，替代了过去的田园荒芜；烟囱林立、广厦鳞比，代替了过去的断垣残壁；新工厂、新农村、新城镇不断涌现。一切都与过去迥然不同，他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鼓舞、所振奋，也下定决心，全力报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卫立煌回大陆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还经常到各地去视察访问。他精力充沛，工作认真，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1956年下半年，为了帮助各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提高思想觉悟，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全国政协成立了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提供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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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卫立煌（3）
社会主义学院的成立，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欢迎，他们纷纷报名
参加学习，一时参加者达160多人。
卫立煌也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当时，他选修政治经济学课程，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以外，平时在家里，还买来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孜孜不倦地读，并仔细做笔记，写心得体会。他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是不行的，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他还说：“在香港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学的不深刻，也不系统，现在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卫立煌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捉高了思想认识。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及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对于卫立煌的进步，对于他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改造的上进精神，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别提到卫立煌，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立场、走到人民方面来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正当卫立煌满怀热情，全心为他所热爱的新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却病倒了。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
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医院，受到医院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但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制止，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呆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那是1938年1月，卫立煌接到通知，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在会场中，他见到一位年纪50岁左右，穿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的将领，此人整个穿着有如一田舍老翁，但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便私下问人，这是哪方面军的长官，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卫立煌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全国闻名的总司令竟如此朴素，一下子便产生了好奇心与敬慕之心。他主动上前与朱德交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朱德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十天后，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卫立煌带领部下，抬着礼物，亲自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洪洞县马牧村给朱德拜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军事将领聚集一堂，共庆新年。此后，朱德与卫立煌又多次打交道，他们熟悉起来，成了情深谊重的老朋友。
抗日名将卫立煌（4）
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两位挚友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这样拖到了1960年。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长流。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抢救到第二天，即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先生如果死而有知，亦应该含笑九泉。
大汉奸汪精卫（1）
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