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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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北平的大学教师中引起连锁反应。
　　

三、穿越封锁线崔毓麟教授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
崔毓麟教授与王西徵是同事、邻居和好朋友。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1923年升入燕京大学本科生物系，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3月18日作为总指挥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城###请愿。1928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曾任安东三育中学校长。1932至1934年在汇文中学任教期间，同时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1935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与导师李汝祺教授联名的论文《梁蝇残翅在高温下的发育》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此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崔毓麟教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王西徵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与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沈廼璋、聂崇歧、崔毓麟一同话别。当时崔毓麟深情地说：“你先去，那里要是好你就来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写了一封邀请崔毓麟来根据地的信，把信交给我。我进北平联系工作，随身带来王西徵邀请崔毓麟的信，交给安捷，让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来晋察冀根据地。安捷通过地下党员王彤找到聂崇歧教授，再由聂崇歧转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来信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家属安排去了东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据地。途中；武装交通员看他年纪大；为他向当地老乡动员了一匹骡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说什么也不肯骑；并坚持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一定把骡子让给同行的女青年来骑，女青年当然也不肯骑。就这样，崔毓麟先生坚持同青年一样，翻山越岭、过沟涉河，步行到达周庄。当时我去迎接他，我曾是他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共产党。”然后冲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说，我这不是投奔共产党了！
　　在晋察冀根据地，崔毓麟先生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班主任，化名林子明。他平易近人，关心青年，很受学员尊敬，为培养干部做出贡献。1945年1月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家口市教育局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
　　1945年春，我进入北平把林子明的夫人于静珍，子女林尔为、林汝为、林君为、林子为也接到晋察冀根据地。全国解放后，林子明先生被委任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20世纪50年代因为他要求在学校中设置英语课（当时只开设俄语），被扣上“反苏（联）”的帽子撤了职。其女儿林汝为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影视导演，导演过《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敌伪统治的北平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各自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三方就军事调处在武汉开会时，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燕京大学给你们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干部，其中教授就有董�＇（董鲁安）、崔毓麟等。”
　　与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先后到晋察冀的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李鉴波教授、中国大学蓝公武教授（曾在燕京大学兼职）。
　　北京大学副教授苏子蘅是台湾彰化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1927年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1937年回到台湾，在工厂担任工程师。1941年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寻找革命组织。在北平，他设法找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陈普缘，陈普缘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党组织，1929年###旅日组织遭到破坏，陈普缘被捕后被遣送回祖国大陆，这时在北平任职。经陈普缘介绍，苏子蘅认识了李鉴波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子健，李鉴波和周子健找到我，谈了苏子蘅的情况和他参加革命的要求。1945年5月的一天，我们通过陈普缘约苏子蘅夫妇来到西什库茅屋胡同李鉴波家中，周子建也参加了见面。苏子蘅谈了自己参加爱国###运动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回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工作。我代表城工部向苏子蘅夫妇表示欢迎，我告诉他们，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已经相当巩固，各项建设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重于苏先生在北大理学院任教和在别处兼课的条件，动员一些人到根据地参加建设。我和苏子蘅约定今后以李鉴波家为联络地点。这一年苏子蘅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研究所主任。全国解放后苏子蘅任职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台湾###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此外，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教授孟昭威，北大医学院教授方亮（朝鲜籍），北大工学院教授黎锦炯、周子健，医学界的吴继文、余贻倜、郑剑庵等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给予支持帮助。铁路学院的共产党员张力还团结了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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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
从1942年开始，城工委在邀请上层人士到晋察冀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他们中间选拔掩护条件好的，进入城市工作训练班，经过一对一的专门培训，掌握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方法，再拿着原来的居住证，派回到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城市工作训练班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所有的人都使用化名，互相之间不来往，不交流。如果听大课，课堂里用床单隔成一个一个小单间，每人一间，只能看见讲课的人，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见。
　　1943年秋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城市工作培养干部的“政治班”，对去根据地的青年进行较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发展党员，从中选拔适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派回北平、天津。华北联大教务长狄子才领导政治班，俞林、林子明先后任班主任，傅秀、王若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学员总计有100多人。
　　经过训练，1944年城工部成立后重新派回北平的有卜毅、丁文、侯星、苏虹、赤岫、陆元炽、秋粟、黎光、杜平、左健、林奇、方鸣、卡笛、李梦北、何钊、季洪、章展、李卓君、许植、程璧、吴维修、王纪刚、何迎、明培、艾刚、李风、石红、潘基、郑宁、冷林、何伟、蓝英、李杰、###生、文英、姚文、王勉思、严红、方大来、宋玲、俞雷、曹彤、路珊、陶江等。派回的这些同志，除指定的组织关系外，彼此也不可以发生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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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戴着黑色###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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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