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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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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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结局（3）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作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康有为像
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慈禧扮观音像
漫长的男权制封建社会差不多是由一个专权数十年的“女皇”结束的，其中意味，令人难以索解。
䜣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作法，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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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结局（4）
慈禧与光绪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明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增强了变法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改革者的结局（5）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带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红颜与祸水（1）
中国男人最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们则拍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明朝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还有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使西汉国祚衰微，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受宠及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男人真是好度量！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更何况祸乱国家的责任根本就不在女人身上。如果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