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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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天下大事，似乎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后，秦王借酒盖脸，似乎开玩笑地对赵王说：“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请为我弹一弹瑟。”赵王无法推辞，只得忍气吞声地弹了一下瑟。秦王立刻让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气得脸都紫了。赵国还未灭亡，秦国就把赵国当属国看待，甚至还不如，居然把弹瑟的事载入史册，实在是奇耻大辱。但赵王只是气恼，却想不出报复的办法。
这时，只见蔺相如端着一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说：“听说大王善于击缶，请为赵王击一次缶。”秦王立刻震怒，不去理他。秦王的卫士想去杀了他，都被蔺相如大声喝退。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军队虽多，在这里却用不上，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如不击缶，蔺相如就要扑过来厮杀，只好击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命赵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见伤了秦王的面子，就想法挑衅说：“请赵王割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秦王割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在整个宴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秦国时时发起进攻，但蔺相如以牙还牙，机智巧妙，毫不退让，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同时，秦国得到密报，赵国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军，各方面都作好了准备，秦国也就未敢轻举妄动。
在秦、赵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了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了答谢他的功劳，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跟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况且污辱了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躲开。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说：“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之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私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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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让制胜的政治家（4）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来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蔺相如对外以强硬机智取胜，对内以柔和谦让制胜，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相，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这里，谦让制胜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权术，主要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所决定的，因此，蔺相如可称为谦让制胜的典范。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谦让本身必须有厚实的才智、品德、能力、权位和实力做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正如开篇所讲一样，谦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哪些是真或有多少真多少假可就难说得很了。倒不是想给蔺相如这位谦让典范抹黑，他对廉颇谦让是否完全彻底地像他说的那样是出于重国家而轻私仇的考虑还很难说。也许他还感觉到，同廉颇相争，不易取胜，不如以和为上。不是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文人、书生能争得过手握刀枪剑戟的武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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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奥秘（1）
近年的“曾国藩热”有些令人费解。
自《曾国藩家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问世以来，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尤其是书刊界，更是趋之若鹜，十年来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不下百种，的确很流行，奇怪的是出版商每出必赚，屡试不爽。
那么，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自曾国藩以后，这类人物就只可闻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一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那么，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不可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可见，曾曾国藩像
曾国藩何以如此之热，大概是因为既“忠君爱国”，又身享荣华富贵，对各方没有损害而对自己有利。对于务实求验的中国人来讲，他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学习”对象。
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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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奥秘（2）
曾国潘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更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军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族灭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还靠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一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举荐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备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
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役，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要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起来。曾国藩羞愤交加，大力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六月份攻陷。同年十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曾国藩的奥秘（3）
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