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朱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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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能走在一起，我会好好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康桂秀被朱德十分真诚、十分恳切的话所感动。她抬起头，只见朱军长正两眼紧紧盯着自己，样子是那样赤诚，那样憨厚，那样朴实，她的心开始动了，红着脸，低头坐着。
朱德像讲故事一样平静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康桂秀静静地倾听着。康桂秀的心底渐渐涌上了一股暖流，但她毕竟还是个少女，少女的矜持使她不愿说什么。
朱德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不摇头，就表示同意，可以吗？” 康桂秀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
“那么，我再问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朱德问后，康桂秀仍然一动也不动，没有任何表示。朱德的脸上露出了喜色：“那么，你答应了。” 康桂秀脸颊绯红，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就是这微微的一个点头，开始了她与朱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的情缘。
当这一切展现在朱德面前时，他适时地准备采撷爱的果实，就像鲜桃成熟，需要及时摘取。于是，一天，他充满激情地握着康桂秀的手说：“桂秀，我们现在结婚怎么样？”“一切都由你定。” 康桂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朱德心里一阵喜悦，他喜形于色地望着康桂秀，说：“那好，趁着现在休息，我们就喜结良缘吧！”
“你真是得寸进尺，总不至于是今天吧！” 康桂秀的话好像戏言，但声音甜美极了，宛如黄莺鸣翠柳，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不能是今天，明天总可以吧！”朱德一面抚摸着康桂秀的秀发，一面动情地说：“我们明天就把喜事办了，回头一打仗，又没空。”康桂秀乐滋滋地点点头，声音像蚊子哼哼：“好，明天就明天吧。”
翌日晚饭后，斜阳的余晖把天地衬托得无比绚丽。就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曾志喜气洋洋地进屋，挨着康桂秀坐下，悄声说：“我们走吧！” 康桂秀慢慢地站起来，抬起眼睛看看屋子里的姐妹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个月来，她们生活在一起，有说有笑，多么亲密无间啊！今晚，她就要离开姐妹们了，去和朱军长一起生活了。一想到这些，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颗热泪不由滚落下来。
“你搬走了，我们会常去看你的，你也可以常到我们这里来嘛！”不知是谁这样慰藉道。康桂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跟在曾志的后面出了屋，几个女兵拎着康桂秀的东西，跟在后面，护送新娘到新郎家。
朱德住在长汀县城的“辛耕别墅”。说是别墅，其实比普通房屋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大一会，曾志领着康桂秀走进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让她在一张大床边坐了下来。
刚刚开完会的朱德听说新娘到了，忙三步并两步地走了进来；跟着，毛泽东、陈毅、谭震林和其他几位亲密战友拥进新房祝贺。毛泽东一进门，就风趣地说：“打了胜仗又结婚，你们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哪！”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和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说：“朱军长今天容光焕发，我陈毅当然要借光呷酒喽。新娘子，你说要得要不得？你要晓得，是我把你带进红军队伍里来的，你同朱军长结婚，我陈毅是第一大功臣哟！你要不要多敬杯酒？”
亦悲亦喜的真情军长（5）
毛泽东指着陈毅笑着说：“你陈毅就是喜欢耍，你看人家江西妹子都害羞了呢。”这时，机关的年轻干部和战士们高兴地笑着、跳着，嚷嚷着喊：“军长请客！军长请客！”站在人群中的朱德嘿嘿地笑着，连声说：“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朱德用他那仅有的、这次打下长汀后同每一个战士一样分得的5块银洋，又向警卫战士借了几块银洋，叫人买了几个罐头、几斤酒。朱德兴高采烈地说：“这点东西，就是我和康桂秀同志结婚的宴席，虽然太寒酸了点，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条件嘛，等取得了胜利，我们再请同志们，怎么样啊？”听军长这么说，气氛更为热闹，人们异口同声地直嚷嚷：“行啊！行啊！军长说了话要算数。”
夜深了，贺喜的人们渐渐散去。这时，朱德窗口的那盏油灯还在亮着，而且亮了很久很久。他们兴致勃勃地谈笑着；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谈信仰、贡献和幸福。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信仰，尽管从年龄上说，朱德可以作康桂秀的长辈，然而，共同的信仰、事业和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这一天，朱德同样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想得很多很多……
就在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朱德坐在熠熠闪光的油灯下，亲切而认真地对她说：“桂秀，当前战事少些，看来有点时间，让我毛遂自荐当先生教你识字吧。你很年轻，今后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几句话儿，把康桂秀噎住了，她不由暗想：是呀，一个红军战士，连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个，往后如何挑更重的担子啊！可她又一想，自己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女孩，能够握住笔杆子吗？她犹豫起来：学，还是不学？这时，朱德好像摸透了她的心思似的，忙鼓励她说：“一个革命战士，既要习武，也要习文。山沟里的女孩子能扛枪打仗，也一定能握笔写文章。你是踩着困难走过来的人，只要勤学苦练，我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呀？”
“是的。是这样的。”康桂秀连声说，“小时候，我家里穷，想读书识字苦于没有钱，没有法子跨进学堂的门槛。如今有了你这个家庭教师，我一定要好好学点文化，以便今后更多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从这个晚上开始，只要能挤出时间，朱德和康桂秀便聚在一起，两人并肩而坐。油灯下，朱德一手拿着识字课本，另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康桂秀全神贯注地盯着课本，一字一字地念，一字一字地写。在朱德的辅导和影响下，倔强的康桂秀把学习文化看作是同打仗一样重要的事情，非要打赢不可，进步很快……
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1）
1929年4月1日，朱毛红军离开长汀，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
4月30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向凭借城高墙厚对抗红军的宁都城守敌发起了强攻。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全歼守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雷世琮。
从4月开始，红四军在赣南活动、转战一个多月，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革命政权，初步形成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19日，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
自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后来，已经在闽西立足的红四军，数量比以前大增，赣南、闽西根据地也扩大了。朱德和毛泽东等前委成员又开始感到前委的工作有些顾不过来，因为它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基本上陷于日常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3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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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2）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操着一口湖北黄冈腔，尾音很长：“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混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在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