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朱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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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震碎了朱德全家人的心。农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飘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山道上四处奔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们奔波了一天，毫无着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全家人计议到半夜，认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人家借钱赎回祖屋和祖业田，分居两处各谋生路。于是，决定朱世林夫妇带着孩子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朱家大湾，在朱家老祖屋附近靠祖业田生活。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九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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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3）
朱德随伯父移居大湾的一年以后，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八里地的席家砭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八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是一位很有见地、又很有骨气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席先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也就打消了科考的念头，在家设馆教书，兼种几亩土地，聊以为生。
朱德入塾时，席先生年近50。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拜见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我给你起个学名‘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你看如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在席先生的指导下，朱德先后读完了《纲鉴》、《千家诗》、《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国语》、《战国策》等，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和诸子百家的一些文章。朱德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有一次，席先生领着弟子路过一株梨树下，见果实累累，兴之所至，便出了上联：“路边梨不摘”，让弟子对答。朱德当即对道：“月中桂常攀”，极得席先生的赞赏。
在朱德眼里，席先生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八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每天清早起床后，朱德干点家务，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早年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JP3〗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孩子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富国强兵”的爱国意识。〖JP〗
有一天，朱德正在私塾里读书，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男女老少约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褴褛，小孩子张着嘴巴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原来这是一群“吃大户”的受灾农民，他们认为席先生是富贵人家，几个手拿木棍的领头人闯进私塾，把席先生抓了出去。可到席先生家里一看，原来是一介穷书生。席先生对灾民深表同情，把家里仅有的一担米给了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财主向县衙门报信，官府派来100多个清兵，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对逃荒的灾民乱砍乱杀，又抓又捆。一时间，灾民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有的逃上山，有的藏在老百姓家里。朱德想：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再这样下去，穷人还有什么活路？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4）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华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参加考试了。当时，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赶来送行，大家一句又一句地叮咛朱德一路平安。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家。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建德”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
县城的街道已年久失修，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扭曲着向前延伸。街市上倒很热闹，沿街店铺挑出的破旧幌子，五花八门；小贩们坐在路旁高声吆喝着，箩筐里装着青菜、豆腐、猪肉、鸡鸭等；空场上还有几个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时地伫足，总想看个仔细。当然，他更想知道，在这小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三天，科举考试开场。经过几场笔试，朱德自我感觉良好。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1000多名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20名。这是他自己不曾料想到的。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朱德家乡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在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是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不久，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顺庆，是仪陇等八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地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他对此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的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年9月，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按照封建习俗，朱德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曰”、“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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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5）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有时课堂还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兴国的经验教训。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这里一年的时间内，朱德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后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且能写一手好诗文，接受到科学的教育，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当时，没有辫子就是反叛朝廷，是要定死罪的。对此，朱德十分佩服。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本《民报》，一部分铅字已模糊不清，显然小报已几经易手了。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刊中文章揭露了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其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6）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