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回忆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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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虽然由于身份公开，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我进去后就和各连队的党员共同工作，很快就使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织起国民党左派，首先改组了黄埔特别党部。军校特别党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当时整个革命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到学校后不久就被选进特别党部（内分两部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开始我在监察委员会，后来参加了特别党部的委员会，我们逐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我们更进一步打算改组黄埔同学会，但始终没能掌握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同学会负责的人选是蒋介石以会长的名义指定的。这时北伐军已进到南昌，蒋介石对这种情况很了解，就一再号召学生要“团结”，不要互相“攻击”。但是，这种号召是没有用处的。前面讲到西山会议派名义上在学校不能活动，其实，蒋对它很支持。这样他讲“团结”就是空话。蒋介石在北伐已？？到了？？西的时候，还不断有电报给学校，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这说明了在3月20日以后学校左、右派斗争的激烈。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我们是恶化势力，我们骂国民党是腐化势力。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又高涨起来，右派的气焰已不似以前的嚣张。他们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不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分子能够改变的，遂由蒋介石从前方下令将军校比较进步的力量，政治大队提前毕业调赴前方，这时是1926年底，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广东的。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4）
这期间，黄埔的左派组织还发展到广州，同时？？组织的上层介绍也发展到国民党的上层。国民党的上层左派人物中有徐谦、顾孟余、甘乃光等，我和徐谦也是在这时认识的。以后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的活动还发展到湖南、？？西和武汉各地。这里还有个怪事，？？都知道右派叫西山会议派，在黄埔军校叫孙文主义学会。也都知道有个左派组织，却没有名字。那时社会上对黄埔学生很重视，虽然我们穿着入伍生的灰布服装，整天出汗，又在地下滚爬，衣服很不像样，但是这部分人在广州颇受注意，甚至很有点受尊重。广州女学生也爱找穿破军装的黄埔学生。
12月份，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从广东调出来，参加北伐。这时北伐军已？？接近武汉。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再往北铁路不通。出韶关·？过一座九峰山，便到湖南衡阳。那时行军很有趣，对我们青年军人，爬山走路本不是什么困难。进湖南以后，行军途中，？？过几个同学的老家，备受亲切热情的招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坐湘？？的船，夜晚月下，走到了同学的家。老人们奇怪地看到儿子归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跟着去。那时正接近旧历年，老太太很热情，夜里连觉也不睡，把家里的腊肉、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快上船继续行军。我们还在路上，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鄂两省时，纪律严明，每？？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到长沙、衡阳，人们知道我们是学生，当地的学校就请我们去讲演。过长沙时，我被邀到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了半天。我们在广东出来时穿的是单衣，内衣只是一件编织的线衣。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身衣服站在台上演讲，大家都看出很冷。听讲的人交头接耳，有的还跑上台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加件衣服。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相隔几十年了，记忆还很清楚。可以看出，这是北伐初期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5）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常在他家里开会。？？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 想看书来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6）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们在武汉开追悼会，追悼黄埔第一期的蒋先云。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北伐中在河南战死。黄埔的左派学生很尊重他。我现在还记得开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宁汉关系紧张，蒋介石在南京反对武汉政府，宁汉已？？形成对立的局面，汪精卫已很动摇，而武汉兵力很空虚，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只有一个团。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许克祥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北夏斗寅部队叛变，进攻武汉的朱兆南部队，就是配合蒋介石来反对武汉的。当时，武汉没有部队，到河南的部队还没有撤回，情况紧急。临时把中央军校在武汉的三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以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作师长，由叶挺统一指挥，保卫武汉，*叛军。队伍从武昌出来坐火车南下，只走了两三站，到了土地堂就跟敌人接触了。还好，很快就把许克祥的队伍击败。追击到咸宁地方，许克祥已向西南跑掉。这时咸宁县县长也跑了，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子坚当县长，叫我管公安局。这时，湖南的农*动已？？搞起来。叛军部队被打退以后，我们很快又回到武汉。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公开*，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武汉政府搬到南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一方面决定东征，一方面武汉内部一天天出问题，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我党已把工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出去。这是陈独秀的右倾理论：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实际上，当时已？？感到国民党要消灭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管这些。工人纠察队力量虽然不大，但它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这样交了枪，搞得很混乱。我在武汉，党安排我做军校的工作，也做校外的活动，而国民党搞破坏。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本部也开始搞清党。双方斗争激烈，表明武汉形势要起更大变化。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通知我离开武汉。？？来打算调我到二十军贺龙部，准备成立第三师，师长内定周逸群（后来在湘西时牺牲）。我按照指示离开武汉到了九？？，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了九？？一带。东征部队到九？？后内部分化。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叶挺的二十四师就隶属十一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指使下，准备解决叶挺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部队当然是坚定的，叶挺据报后，即指挥部队转向南昌移动。南昌当时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区域，朱德正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兼朱培德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等我走到？？西，组织上改变决定，1927年7月，我由武汉分校？？九？？到南昌叶挺部二十四师报到，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后改名陈子坚），宣传科长蒋如琮（后改名蒋瑞青，总务科长陈兴章（陈子坚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