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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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 “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已叛变投敌，是个叛徒，但当时组织还不知道，仍然在洛阳做八路军办事处长。才又回想起在洛阳他的三次约会肯定是岳烛远给我设下的圈套。一、袁晓轩既然叛变了，岳烛远一定会向袁晓轩查问我的政治情况，我和袁晓轩虽然在太行地区见过面，但从无发生过组织关系，又无党内私人介绍，袁晓轩是不可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的；二、岳为了进一步查清我的政治情况，采取了极为阴险的手段，利用袁晓轩还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身份，采取写信约我会面的办法，侦查我的政治面貌；三、可以肯定袁的这一活动必然是岳的指使，因为袁既已叛变，不会还为了党的工作去找我，只能是受岳指使对我阴谋进行侦查；四、岳可能？？过两次警报约会没有结果之后，才又第三次用在长官部公开见面的机会，再次窥察我对袁晓轩的态度。如果我去了起码暴露身份。幸而我考虑得多，避免了这三次约会的圈套，没有上当。相反，我还得到相当好处。岳烛远对我的三次阴谋侦察，不仅没能查出我的组织关系，相反给他造成对我有利的错觉，岳烛远已确认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成为他对我从怀疑到相信的转折点。当时我要不慎重考虑，后果真不堪设想。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4）
从这以后，岳对我采取了比较接近的态度。在我告诉他去重庆，请他以后多帮忙后，他给戴笠通了信，还提出要我过西安时介绍我和×××见见面。1956年审干中，才知道他给戴笠写信保我做师长。当时说请他多帮忙的话，不过只是作为对他的应付，可能他对我请他帮忙的理解就是从副师长到师长，但是1941年新五军的情况，已？？不是做不做师长的问题，而是还能在新五军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一战区训练班结束，中央训练团十四期已？？开学了，我就到重庆报到。孙殿英交代我路过西安时见见胡宗南，并给胡宗南写了信。我到西安，拿孙的信去见的胡宗南。信的内容是一般的问候，也说到我去重庆是到中训团受训。见胡是在西安东厅门、胡的住处，也是他个人办公的地方，门外无卫兵，门内有警卫。通过传达先交的信，后见的面。这次见面除先替孙问候他外，说到要到中训团受训，因为先参加一战区集训，时间已？？耽误了，估计到重庆时将迟到一周左右，不知报到会不会发生问题？他说他的副司令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你到后如有困难可找陶峙岳想法。胡宗南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陶加以关照。陶也在中训团受训，当大队长。反正教育长之类的人，都是他们一伙，报到迟早，他们点头就行。从当时情况说，既是要去重庆，和各方面见见面，可能有助关系上的缓和。我在西安住的是西北饭店，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宗南请我去吃饭，可能发了请帖。这次吃饭除我以外还有三四位客人，有一位像似学校的教授。 我到西安还会见了岳烛远介绍的×××。当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军统比较负责的人，但没能做进一步的了解。会见只是一般的谈话，未涉及具体的问题。和这个人见面时，还有个徐州人，也是黄埔学生，好似有意在我跟前亮相似的，从会客室门前面走过，他走过时向会客室里看了看我。这个人？？先跟我是熟的。我跟他只是点头招呼，没有讲话。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5）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