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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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很佩服蒋介石在人事上的一套策略。
“蒋先生的警卫工作，布雷很担心。”陈布雷对其主子的安全确实不放心，四川的情况也够复杂了。
“我已作了安排，贺国光所率参谋团，乃中央军之精锐，足可慑服群雄。我拟给他们开拔费100万元。侍卫长何云何玉龙，任过杭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但熟悉警卫工作，身体高大和我一般，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我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外人看见，认不出我和他，可以乱真。”
陈布雷是由汉口乘飞机经宜昌再飞重庆的，他住在上清寺陶园，很少与四川的各界人物接触。他厌恶那些地方军阀的送礼、请客、结交，他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很少露面，也不多嘴。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寄重事权于刘主席甫澄（刘湘），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心，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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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巡视川、黔、滇（2）
陈布雷所说的“剿匪”就是追堵长征北上的红军。蒋介石在四川布置好堵截红军的计划后，又带着陈布雷到了贵阳；也是为了堵截红军的事。蒋命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赶筑清镇飞机场，王家烈征集民工，号称“铁肩队”。陈布雷看到那些民工，鹑衣百结，补丁摞补丁，已经没有原来的一块布料了，他深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话太真实了。
蒋介石派空军侦察轰炸，又调了薛岳的部队跟踪追袭。有一次，斥候来报：“红军离贵阳只有十几里……”
陈布雷想，这不是在唱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知道内情，直扑贵阳，蒋不是要做了俘虏吗？这时候，他正在替蒋介石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
蒋介石说：“布雷先生，这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为充实战力的具体办法，与《新生活纲要》同样重要。一为物质建设，一为社会改造。”
陈布雷看到蒋介石还镇静，自己也平静下来。当时的工作也实在忙，“追剿红军”，承转各件，他都要亲自处理呈蒋。
蒋介石每天清晨起床，冷水洗脸，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7时坐功，8时批阅陈布雷送上的文件，有时也自己起草文电。开会，作报告，是他的主要工作。
尽管地方军阀频频宴请，蒋介石却烟酒不沾，也很少用茶叶，只喝几杯白开水。
陈布雷对他这一套很佩服。蒋介石说：“这是我21岁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的，军人么，就是要有这点精神。”
晚饭后，蒋介石还自己记日记。他的日记本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
他还叫陈布雷从《孟子》中找了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作为座右铭，到了一地就挂在案头旁。
陈布雷还给蒋介石找了《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蒋介石亲自圈点写评语，还摘录几段。陈布雷把它再加上蒋介石的言行录，印发分送给各军将领。
随蒋介石出巡云南时的合影，前排右第二人起：周钟岳、龚自知、龙云、蒋介石、陈布雷、丁绍冠、陆子安、胡瑛、廖嘉铭、袁丕右陈布雷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草稿呈送给蒋介石审看，蒋介石逐字斟酌，逐句推敲，修改了几次。
过了两周，蒋介石乘飞机至河南、陕西、山西，又抵昆明；陈布雷料理一下事务后飞滇。
“云南王”龙云派人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都跟着蒋介石来到了昆明。
“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蒋介石说，“这一次与你别后，我到了开封，河南有刘峙在，问题不大。我叫刘峙要好好保护龙门伊阙，这地方好呀，可惜你没有去。”蒋介石对下属谈心聊天，相敬如宾的只有陈布雷一个人。他吩咐别人叫陈布雷时，总称“陈主任”或“布雷先生”。他又说：“在陕西，我去看了碑林和霍去病墓，墓的两旁石兽罗列，气势雄伟，俯仰之间，甚觉伟大。”其实，蒋介石是到那里委17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委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叫他们与甘肃朱绍良等互为呼应，进攻陕北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从陕西到山西，又与“山西王”阎锡山达成了由阎侧攻陕北红军的协议。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阎锡山真像土皇帝啊！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自造兵器，自成一国，真是土皇帝。不过阎部徐永昌对中央却甚表拥护。”徐永昌被蒋介石拉了过来。蒋介石想，现在也只能统一到叫阎###为止，以后事慢慢说。他又说：“我也去看了大同云岗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远超过伊阙，更富于西域风格。”
蒋介石像对知心朋友一样和陈布雷谈了几天见闻。
陈布雷说：“龙云主席这次给蒋先生随行人员都送了纯金纪念章一枚，蒋先生，你说……”
随蒋巡视川、黔、滇（3）
“他的钱多的是，”蒋介石说：“也是一个土皇帝喽！只要他服从中央，###，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
陈布雷在回忆中说：“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淋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
陈布雷这一时期，忙虽忙，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在回忆中还谈到：“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转贵阳回重庆，又到成都，住陕西街行辕。这时候，南京来了几个客人，朱家骅说：“南京以蒋公外出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才勉得相安……”
陈布雷知道四川的事还没有“摆平”，他对朱说；“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任领袖所信任之人，共度艰难，忍辱负重，使中枢安定。”
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四川各派系军官。军官训练团办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大佛寺各庙内，不够住，在附近搭了帐篷。
这个军训团完全是军事编制，团以下设营、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二三人，全团约一千四五百人。蒋介石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教育长陈诚，团附邓锡侯、刘文辉。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川军中旅长充任，每一个连又以一个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都是川军的团长、营长以上中校、少校人员。
陈布雷住在新开寺一个小木房内，低矮如谷仓，为蒋介石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但是蒋介石并不全照念讲稿，有时信口开河训话。
陈布雷随同蒋介石去过临时搭的大礼堂。
大礼堂讲台上方横额“拥护蒋委员长”，下面贴上“攘外必先安内”大字。一是“拥蒋”，一是“###”，情势很显明。没有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只有一张“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标语。这样布置，研究的时候，陈布雷也在场，蒋介石亲自指示：“复兴民族就是抗日。不要公开提抗日，这样会惹起外交上的麻烦事。”
蒋介石在训话中除了反复讲全国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所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再就是讲为了复兴、建国，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天天骂共产党、红军。有时竟大揭地方军人的丑态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身旁经过，仰卧倨傲，丧失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陈布雷听了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知道四川军人不好对付，这样责骂恐刺激太深。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对陈布雷说了此事：“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的训话不知什么味道。刘湘大谈打游击，打日本；邓锡侯说什么‘过去枪口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一个领袖之下，应一致对外’；刘文辉更混账，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例子，大谈反对侵略，复兴民族，都离开了‘安内攘外’的原则，以后不要他们训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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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巡视川、黔、滇（4）
8月，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拟回南京去一次，布雷先生，你离家也有几个月了，和我一起回京，顺道到莫干山去访黄膺白，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带去。这个宪法草案，你还可以找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三人研究，有事可直接给我来电。我去京后，不几天就返川。”
陈布雷9月就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详加斟酌，另拟一修正案，花了几乎一个星期，携稿西行，再赴成都，交给蒋介石。此时训练团已结束，陈布雷住成都，比较空闲，往访成都文士所尊的“五老七贤”，一直到开六中全会才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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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之自负与陈布雷之谦诚
杨永泰陈布雷进入侍从室后，抗战八年，位置一直没有变动过。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一直很信任，不仅蒋氏夫妇，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陈氏兄弟以及蒋氏其他亲信与陈布雷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好。这里不仅有陈布雷的为人比较诚恳一面，待人以诚；而且陈布雷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家对这位夫子放心；尽管蒋介石几次想给陈布雷封官，如抗战胜利后想把陈扶出来给一个文官长当当，可是陈布雷始终不愿挤上政治舞台。这里就必然要提到蒋介石另一个重用过的幕僚长，那是在陈布雷进入侍从室之前的曾经当过委员长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比陈布雷要大10岁，也很有才华，17岁考中秀才，22岁进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到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过法律，也过当《广东报》记者、编辑，才思敏捷，文笔雄辩，其经历与文才与陈布雷不相上下，不过出道比陈布雷早，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杨永泰政治上投机，野心勃勃。开始跟随孙中山，孙中山还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的财政厅长，可是杨永泰却嫌中山先生无实力，就与西南实力派一起排挤孙中山，当上广东省省长，后来西南实力派分裂，杨的丑行被揭露，于是跌下深谷。1928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返南京执政，杨永泰此时48岁，他看中蒋介石，就通过熊式辉想投靠蒋介石。他给蒋出的第一个主意是“削藩”，建议蒋介石扣留李济深，收买冯玉祥手下大将韩复渠、石友三，瓦解李宗仁、白崇禧，深得蒋介石赏识，杨永泰为蒋介石献的第二个计是“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共”，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杨永泰随蒋赴江西，任行营秘书长，蒋介石调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财政困难，杨永泰又为蒋出了一个“禁烟督察”的筹财办法，这就是打着禁烟牌子，将鸦片买卖垄断起来。红军从江西根据地撤出，杨永泰又为蒋介石出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这就是设“重庆行营”，让中央军入川“剿匪”，一面又可加强对川黔军阀的控制。杨永泰以行营秘书长跟随蒋介石入川，陈布雷也以侍从室二处主任身份随侍蒋介石左右。不过，杨、陈两人地位不同，而且活动能量也不同，盖在一有野心，一只是为蒋介石服务。杨永泰已开始拉帮结派，从南昌行营内的党政委员会6个处长名额就可看出，其中5个竟是杨永泰推荐和与杨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人物，这一点引起了CC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大为不满。后来杨永泰甚至想当行政院长，于是国民党内好多高官也纷纷弹劾杨永泰，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政治上野心太大，于是在1935年12月把杨永泰放出去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于是，蒋介石和蒋介石手下陈氏兄弟等对陈布雷更加予以信任，所以陈布雷得能成为蒋介石之“文胆”，而最后，杨永泰不免被暗杀。
1936年4月中旬，中统秘密电台收到一份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本国的电报，电报中说日本总领事宴请杨永泰，“杨永泰表示日本在中国的诸等事项他可以负完全责任。”陈立夫于是决定“名正言顺”除掉杨永泰。1936年10月25日上午11时，杨永泰从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谈判出来准备回武昌，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的轮渡码头上，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倒在血泊中，终年56岁。
陈布雷在1936年10月26日日记中有很简短记载：“今日阅报知杨畅卿于昨日下午在汉被狙击逝世，即电唁其家属，畅卿为人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