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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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国书生，领袖忠心高级干部，青史留名，永垂万世的布雷先生，永受人钦仰怀念！
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又发了一篇社论，社论题文如下：
忧劳为国·感激轻生
——再悼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的遗书，由治丧委员会汇集发表了。从布雷先生的遗书上，我们看出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并发现了他忧劳成疾的痛苦，感激轻生的意志。而他对于总裁纯洁质直的忠诚，对于三民主义革命成功的信念，对于同志加紧奋斗的鼓励，正与他对于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不能集中思虑的失望，互为矛盾，互相缴绕，造成他心理的症结，促使他继先烈陈天华先生蹈海之后，出于服药过量结束一生悲痛欲绝之一途。
国民党方面终于公开承认陈布雷是自杀的，是“油尽灯枯”，绝望轻生；对于陈布雷的清正廉洁则无一不为之敬佩。
陈布雷墓（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没有几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又过了10天，5月3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21军的先头部队61师经九溪抢占了钱江大桥，与23军一起解放了杭州城。
湖山烟云，白骨长埋。杭州西子湖畔，九溪十八涧的陈布雷墓碑孤零零地竖立着。他，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一个才华横溢、品质高洁的才子，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在政治上走错了路。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的，但像他那样极顶聪颖的人，对前途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王朝末日，穷途末路，他的认识当然越来越清楚，但他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不能自拔，也无法自拔。当他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时，留下的当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结果必然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陈布雷自杀是一幕悲剧，陈布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遗书的公开发表（1）
陈布雷遗体是1948年11月15日在南京中国殡仪馆的崇敬堂大殓的，当时灵堂四壁素联，首先是蒋介石的“当代完人”横幅，还有李宗仁的“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孙科的“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朱家骅的“为政不忘清勤慎，居家无愧孝友慈”等等，而他的许多遗书则是在11月24日后才公开发表，而且是经过蒋介石点头后才公开发表的。
中央社有一条消息说到陈布雷的所有遗书、手书、杂记都“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惊，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中常会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中央社这则消息遮遮盖盖，但也说出了一些真情。
在遗书正式发表时，蒋介石还先发了一个褒扬令：
总统府国策顾问、前国民政府委员陈布雷，志行忠纯，学识宏达。早岁致力于新闻事业，鼓吹共和；宣导革命，丕振声风。两绾浙省教育行政，一襄###务。允厘厥职，士论系归。嗣赞戎机，值倭寇侵凌，夙夜忧勤，竭尽劳动；弘济艰巨，勋重邦国。近来翊赞国府，筹策谟献，胥关大计，股肱心膂，匡弼实多。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讵意国难未纾，遽尔永逝。天夺良辅，痛悼弥深。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接着就是陈布雷给其妻王允默之遗书，给随身陶副官之短笺，给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的遗嘱，给四弟、六弟、八弟之遗书，给洪兰友、张道藩等的信，最后是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函，这些遗书在上面都已说过了。
陈布雷给蒋介石和家属、朋友、属下的信中都一致避免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他知道，不能给家属等留下后患，所以送交蒋介石亲阅后，蒋介石认为公诸于世也无妨，这是陈布雷的绝顶聪明处。所以陈布雷死后，家属兄弟等均未受到牵累。蒋介石明令褒奖中有的评价如“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还是有事实根据的。如陈布雷给秘书蒋君章等留函中最后有“另纸各书，请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一共有10条，摘录原文如下：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另委座函即托宏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文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款簿及支票簿），君章见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见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以上五条者都是一一托付兄弟和朋友、同事，公事和家事，条理分明，可见陈布雷自杀之前头脑是很清晰的，交待得极为详细，后面五条是处理死后丧葬及公私财物事，也交待得非常具体：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敛、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姐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遗书的公开发表（2）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多多尽力。
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券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布雷先生书生从政，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畀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常局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请假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然欣然允诺。不料先生还没有到60岁，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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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陈布雷对部下从来没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这在国民党阵营的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最为典型的要数他与随身副官陶永标的关系了。
陶永标，山东人，从陈布雷组建侍从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经常跟随他出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布雷对他待之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陈布雷自杀后，陶被安排在报馆工作，后来转入文具公司，退休后居住在上海。
陶永标有一回忆，述及陈布雷的为人，概括起来是10个字，这就是“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陶永标说：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是瞧不起的。潘公展与布雷先生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知道潘加入CC，即日渐与其疏远。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对于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搞坏了。布雷先生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一般私人很少接触和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知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
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陶永标也回忆到陈布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陶说陈布雷与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张治中比较接近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布雷还是青年记者，对于老当然很尊重。陈布雷同邵力子、张治中关系尤其投契，亲如家人。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有一次到南京湖南路寓邸来看望先生，问及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们回答：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惦念他，特来看看问问。张治中先生叹口气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对于CC二陈，陈布雷对蒋介石，对朋友都表明，不参与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和战后，与二陈更渐渐疏远。在重庆时，陈果夫常派侍从室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布雷办公室走动，陈布雷关照我们，不要接待，不要任意谈处理的公事。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布雷先生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我们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