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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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我说道，“那不是关键性问题。局长想要削减，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如果我能取得你的支持就再好不过了。”
“我不会帮你拖联邦调查局工作效率的后腿。”他粗鲁地说道。
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审核所有动用窃听器的案件档案，按某种优先顺序对其进行排序。经过一周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之后，我准备迈开第一步。我挑出了某人涉嫌与苏联某卫星国的情报机构合作的案子。在我看来，取消针对该案的窃听活动不会对美国造成重大损害，虽然多少会降低效率。我于是口授了一份备忘录，对该案做了总结并建议终止窃听调查阶段。我提出这件事应提交到行政会议上讨论。这是一些联邦调查局总部所有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局长通常不参加，每次会议之间的间隔也不固定，只有在需要商讨重要政策时才举行，通常每月举行三或四次。
窃听，还是不窃听（3）
一反公众心目中“惟胡佛是从”的形象，行政会议的与会者绝不是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支持和反对某项提案的争辩都会在表决之前咄咄逼人地进行一番。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通常在局长缺席时主持会议，他鼓励所有人积极参与讨论，并频频让大家发表意见。之后，通常是在当天，待决事宜的倡导者会准备一份简洁的备忘录，总结该提案及支持与反对的意见。这份备忘录随后就送给胡佛做最后裁定。
通常，他会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有时会站在少数人或者甚至全新的立场上。不论哪种情况，行政会议提供给胡佛的是其全体高级助手们除却争执后的辩证进言。在这种方式下，他得到的意见就比自己亲自主持会议时所得出的要公正一些。
当我向行政会议提出停止窃听的议案时，会场上的沉默足以让人心灰意冷。连托尔森也持反对意见。进行表决时，我是惟一赞成停止窃听的人。
这些意见被送到了局长那里，他将我的备忘录还给我后，上面有一句简短的批语：“我同意费尔特的意见。”因为这首先是他的意见，所以我已预料到这种结果，可这并不能提升监察处受欢迎的程度。
我们又进行了两轮讨论。我单枪匹马地争辩要求停止窃听活动，局长也是支持我的。我的进展要比局长预期的慢得多，而即使现在的比分是三比零，我还是得回头找艾伦·贝尔蒙特。他是整件事的关键。
“得了，艾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务实些吧。我知道你反对进一步削减。我理解你的立场，可不能让我一次一个地削掉你的窃听器吧。你知道局长是想大幅削减的，也会赞同我的意见。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已经注定的事情呢？你的位置比我有利，你可以决定停止哪些窃听活动，将损失降低到最低。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采取主动，局长就不会认为你是在敷衍塞责了。”
贝尔蒙特慢慢地抽着雪茄。他吐出一大团烟雾，然后就盯着天花板看。最后，他下定了决心，面无表情地问道：“你想削减多少？”
我已经选定一个数字。开始审核时，在用的有七十八处。费了一番功夫之后，我到那时为止已将这个数字降到了七十五处。
“艾伦，我们得把它们减到三十八处。”
又是一番吞云吐雾和对天花板的详查细究。室内蓝色的烟雾更浓了，经过一段冗长而沉闷的时光之后，贝尔蒙特收起目光，缓缓地说道：“好吧，我们减吧。”
“好。”我应道。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件事情在行政会议上应该不用浪费更多时间就能解决了。“这才是明智之举。”
“你可能是正确的，”他回道，“但沙利文要发火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又不是第一次。”
次日，国内情报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停用三十七处窃听器，每处都标了案别和档案号。备忘录从胡佛办公室递出时，上面便有了钢笔书写的“”（照准。胡佛）符号，用的是官方常用的那种蓝墨水。
仅仅数个月之后，灰心丧气的贝尔蒙特就递交了其于1965年12月30日获得批准的退休申请，因而在联邦调查局权力体系中腾出了三号人物的位置。胡佛选定了主管犯罪纪录处的助理局长卡撒·“德科”·德洛克来填补空缺，该处负责处理媒体关系、调研和国会联络。德洛克精明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就坚持要处理所有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触的事务，这两个人合得来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德洛克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幕后人物，在国会山有一些位高权重的朋友。
胡佛一向善于在华盛顿波谲云诡的政治涡流中操舵使航，他选定会继续与主政白宫的约翰逊保持私人联系的德洛克时，就是在回船转舵，以顺应从白宫吹来的新风。二人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总统在德洛克的卧室里装了一部专用的白宫电话。毫无疑问，他是总统挑选接替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人物。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窃听，还是不窃听（4）
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风起潮涌，它迫使约翰逊总统引退，回到他在得克萨斯州佩德纳莱斯河岸边的农场，因而也击碎了德洛克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希望。失去了政治导师之后不久，德洛克就从联邦调查局退休，随后在百事可乐公司谋得一个高职。
胡佛选了自己的心腹威廉·沙利文来接替德洛克。沙利文绝不是鲁莽之人，他极为精明且博览群书。他非常健谈，如果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很会讨人欢心。他有着宏阔的文字才能，常不知羞耻地用极尽谄媚之言的信件和在旅行中搜罗的奇技淫巧之物讨好胡佛。与托尔森和胡佛打交道需要技巧和耐心。沙利文会埋下一处伏笔，稍后再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主意。
胡佛会用某些特有的方式与下属谈话。如果我是一名新来的特工，胡佛因故找我谈话时，会称我为“费尔特先生”。当我被提拔为助理分局主管而成为联邦调查局官员时，他就开始叫我“费尔特”。除了托尔森和沙利文两人以外，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官员都经历了这种变化。胡佛称托尔森和沙利文为“克莱德”和“比尔”，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被称作“尼科尔斯”、“莫尔”、“罗森”、“贝尔蒙特”、“费尔特”。托尔森是胡佛长久以来的心腹知已和每天共进午餐的朋友，而沙利文也享有与之相同的受宠程度。这是胡佛直到最后一刻为止对沙利文评价甚高的一种标志。
沙利文的长相与局长所期望的大相径庭，而对胡佛来讲，相貌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他身材矮小，刚够米的最低标准。他脸色苍白，面部紧绷，给人一种身体欠佳的印象。他穿着极为糟糕，衣服皱巴巴的，好像是被人睡觉时裹着蹂躏过一样，事实上他的衣服常常如此。有一次，他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鞋子出现会场上，当时胡佛在场，他就向下属借了一双干净的鞋换上。那两只鞋的尺码太大，他不得不像穿雪鞋似的挪动。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胡佛会接受沙利文的这些癖性。也许胡佛是在同情沙利文，也许把他看成了儿子的替身。而事实总是如此，在投票表决时，我们其余的人最不可能给最受宠幸的人投上一票。
沙利文心怀怨恨，他永远不会原谅胡佛拿走窃听器或终止秘密进入民宅的做法。作为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关心的是联邦调查局尚未全力打击和挫败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他绝对相信胡佛对他的限制会削弱联邦调查局保护美国公民的能力。
他有次对我说：“老板错了！不管他怎样，我们得干下去。”
“比尔，”我回道，“联邦调查局只能有一个老板啊。”
“局长错了。你得帮我说服他。”
我深吸了一口气：“比尔，我们以前已谈过这事儿了。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抛开种种限制去干，却不能不顾老板。你得先弄清你的位置，然后要么支持他，要么自己出局。”
我能理解沙利文的一些挫折。由于民权示威和反民权暴力的原因，联邦调查局人员被号召到南方各分局效力，这就减少了可从事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特工人数。我那时并未意识到沙利文是在待机而动，等待为所欲为的机会。
他得到了这种机会，当时在白宫供职的汤姆·查尔斯·休斯顿，原军事情报官，接到总统助理约翰·埃利希曼指派的一项任务，要准备一份让尼克松总统不胜其烦的校园骚乱和新左派暴力活动报告。
1969年6月19日，休斯顿找到沙利文，想得到一份全面的有关新左派对外联络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这次会面之后，两人逐渐有了密切的关系，而沙利文就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沙利文一再向休斯顿抱怨，说胡佛拒绝采用窃听手段和秘密入室方式获取情报，同时还提到“协调问题、人力不足和没有能力获得必要资源”等，估计他将所有这些都归结到局长身上，说他已失去了控制力，该靠边站了。
为进一步实现他们的抱负，休斯顿和沙利文发展了一种后来被参议院委员会称为工作同盟的关系。休斯顿将自己视为凌驾于情报委员会之上的白宫长官，严密监视及控制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并发号施令，指导这些机构如何行动来打击危险分子和###者。沙利文则相信有休斯顿撑腰，在总统的支持下一定能削弱胡佛的地位，并接替他成为局长。如果沙利文事实上没有起草臭名昭著的“休斯顿计划”（呼吁采用窃听、秘密入室搜查、拆封邮件及类似手段来对付反战和其他组织）的话，他确实能得偿所愿。
窃听，还是不窃听（5）
在休斯顿的怂恿下，尼克松组建了“情报机构间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审查和提出情报搜集的改进方案来打击新左派，“休斯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被构思出来。胡佛被指定为主席，在休斯顿的力荐下，沙利文被任命为工作人员小组委员会主席，实际担纲编写政策建议指导原则的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正如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后来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沙利文的角色似乎是找出情报机构中哪些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休斯顿的角色则是抓住需要改革的地方，使它变得切实可行，尽管作为白宫雇员，其职责所系的本应只是国内情报工作。
特别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完稿时，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都认可了其强硬措施。沙利文知道对胡佛而言这是一味苦药，得裹上一层糖衣，因而提议由胡佛主管所有国内情报搜集行动。但胡佛坚辞不受。由于深谙华盛顿的手法，他告诉沙利文，一旦这个报告被提交上去，特别委员会的使命就会结束。如果该报告得到总统批准，联邦调查局在国内情报领域将负“全责”执行。如果该计划被打回，联邦调查局将会承受责难。让沙利文更为失望的是，胡佛指示须在该报告上附上脚注，表明联邦调查局的异议申诉。
1970年6月26日，报告的发起者将“休斯顿计划”递交给总统。它最初受到了沉默的欢迎。无畏的休斯顿就给总统助手霍尔德曼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据称是一份《国内情报评述》。这份文件反映了沙利文的想法，开始对胡佛大加鞭挞，说局长的异议申诉“通常是不合逻辑和轻率的”，并说其他机构已提议取消所有的调查限制。胡佛“极端顽固”，该备忘录称，他“老了，担心自己的传奇形象受损”。前进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有必要，总统应该给胡佛开一次“醒脑会”，“不用让埃德加的鼻子脱臼，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7月14日，霍尔德曼通知休斯顿，总统已批准了该计划。照沙利文的说法，当胡佛弄清真相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争取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支持，米切尔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呈给总统，总统同意召回并废除该计划。通过将自己的主意归咎于其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身上，沙利文脱离了困境，他一直私下指责我和其他人没有与局长一起高调反对窃听和秘密入室搜查。
我和沙利文还有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他当时提议联邦调查局为激进的“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的每名学生开立调查档案。这是一个荒谬的建议。首先，只有少数SDS成员确实鼓吹或参加暴力活动，没有理由对其他人展开调查。无论如何，基于人力方面的考虑，就排除了开立成千上万个新档案的可能。沙利文不遗余力地为其提案争辩。我建议将此事交到行政会议上讨论，当他的提议只赢得两票赞成并经局长否决的时候，恼怒不已的沙利文只得自个儿在一旁嘟囔着。
在沙利文的联邦调查局生涯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论战爆发。而在针对沸反盈天的马丁·路德·金谋杀案展开的调查记录中，他已经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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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马丁·路德·金（1）
或许，比起联邦调查局的其他调查来，围绕马丁·路德·金博士一案有着更多的误传和虚假消息。流言、蜚语、臆测、真相和恶意都搅在一起，将联邦调查局置于尽可能不利的境地。进行如实的记录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值得去做。调查过程展现了联邦调查局采取行动时所面临的压力和紧张，以及胡佛是如何来处理这些压力的。
1957年9月，针对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局长给所有分局主管下发了一份备忘录：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曾企图或正企图渗透到该组织的情况下，你们不得调查此事。但……你们应当对其涉及种族事态的公开消息保持警觉。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联邦调查局搜集了许多组织的情报，包括几个支持民权事业或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东南亚的组织，这些组织已成为共产主义渗透工作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总统和司法部长授权，这构成联邦调查局职责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印象中，或在那些对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密切关注的人印象之中，美国共产党正企图在民权和反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