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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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10月10日的这篇报道，约翰·迪安便立刻意识到这将对白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随即中断了他的蜜月假期并匆忙赶回华盛顿。由于这篇文章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续报道将水门窃案与其他新的指控和白宫联系在了一起，一位心存疑虑的美国地区法官约翰·西里卡，围绕水门案件中所有未经解答的问题对检察当局大加戏弄了一番。而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也因这些指控而遭到了参议员们的严厉质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公众已经完全介入到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来了。
随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有关报道变得日益具有轰动性，白宫对费尔特的怀疑也日渐加深。尽管根据约定，两位记者没有向外界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并且在10月10日的报道中也写明是取材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档案中的信息”，但是费尔特作为一名职衔最高的不愿参与掩盖事实真相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始终是被怀疑的对象。为了避免遭到怀疑，“深喉”运用其娴熟的官僚政治游戏的技巧，巧妙地设法将焦点转移至他处。当白宫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施加压力，要求其防止信息外泄的时候，格雷让他信赖的副手——马克·费尔特——来负责加以调查。当然，通过这些调查发现了不少可疑分子。例如，在对10月10日报道进行的有关调查中，费尔特的调查报告中便写道：“卡尔·伯恩斯坦试图在1972年10月3日与华盛顿地区分局的负责探员（特殊探员）安杰洛·兰诺约见，而且伯恩斯坦还一再试图约见负责本案起诉的联邦助理总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和唐纳德·坎贝尔。”而上述这些人均有可能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消息来源。在费尔特调查小组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次消息被泄漏之前，伯恩斯坦曾经与坎贝尔接触，但是坎贝尔却拒绝对此事做出解释，为此费尔特还引人注目地在这段话上画了一个圈。此外，他还用大写字母醒目地写下一句话：“备忘录的最后一页——全部答案均在于此。”费尔特运用了所有的有助于摆脱嫌疑的技巧和才能。当伍德沃德报道说，“深喉”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已经草率地终止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之后，费尔特立即向华盛顿分局主管孔克尔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要求他“说明是否对将要开展的调查的范围存在疑问”。费尔特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得他被视为官方路线的执行者，即他正在积极地对消息的外泄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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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康纳补遗（5）
到了1973年2月，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贝茨、博尔兹和孔克尔，均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其原因或是因为他们对案件的调查过于急迫，或是被怀疑向报界泄漏了信息。但是费尔特却安然无恙。根据白宫的谈话录音显示，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费尔特都没有被列为怀疑对象。格雷即将到参议院参加批准任命听证会，以便被正式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由民主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而民主党人正因水门事件而怒气冲天，因此他的提名很可能无法得到批准。费尔特知道，如果格雷的任命遭到否决，格雷将会推荐他来作为继任者。此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已经无法被遏止，而费尔特却赢得了他官场生涯的一个重大胜利，并有可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掌门人。
但是费尔特也面临着一个障碍，尽管这个障碍对他构成的威胁并不大，那就是将近两年前被胡佛解雇的威廉·沙利文。根据费尔特的判断，他的这个老对手正在积极地与尼克松政府的要员交往，并且已经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人名单之中。费尔特担心在政治上温顺驯服的沙利文将使联邦调查局陷入腐败的泥潭之中，而这正是“深喉”一直以来所坚决反对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费尔特向《时代》周刊透露了基辛格对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实施电话窃听的有关细节，这样，当格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他肯定会被问及此事。虽然格雷与此事毫无关系，但是沙利文则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沙利文成为联邦调查局掌门人的希望就只能归于破灭。
但是这一次“深喉”却失算了。包括费尔特在内，知晓基辛格电话窃听一事内幕的人不过###个人而已，而费尔特却是其中唯一未参与其事的人。于是，费尔特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泄密的头号嫌疑对象——无论是对于电话窃听一事还是对于水门事件而言都是如此。2月28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谈及费尔特时，都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将他视为水门事件的泄密者，从而使得费尔特丧失了任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事实证明，沙利文与白宫的联系本来并没有费尔特所认为的那样紧密，而费尔特的这一举动事实上却使得沙利文拉近了和白宫的关系。
费尔特的双重身份所导致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5月16日的车库会面中，他警告伍德沃德“每个人的生命都正在面临危险”，随后伍德沃德又将之转告伯恩斯坦，并解释说危险来自于“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费尔特从未向他们确切解释过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恐惧，只是告诉他们：“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与水门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主要是为了掩盖美国情报系统所从事的一些秘密行动。”
现在，整个事件又重新归结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曾经在他的书中提了出来，却并没有予以回答，即为什么会有人冒险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在主要竞选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组织总部呢？当时，绝大部分调查人员都认为这次窃案与共和党试图刺探民主党的竞选情报有关。但是这一推断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要进行刺探，其时机也应选在即将于迈阿密召开的民主党大会落幕之后，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会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不管怎样，这些夜盗者应该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神经中枢，例如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而不应该选择总部内部他们被捕的那些相对更为偏僻的房间。
这些夜盗者也许是在搜寻一些不为人知的桃色丑闻。1972年5月28日，他们第一次闯入水门大厦，并成功地安装了窃听装置。而在此前一个月，华盛顿的一位律师菲利普·贝利刚刚被捕入狱。他是许多应召女郎的代理人，并且与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有联系。当年7月，在贝利因违反《曼恩法案》（该法禁止运输妇女跨越州界从事卖淫活动）而被检方起诉之后（后来他也的确因此项罪名而被判服刑），《华盛顿星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他与华府应召女郎的圈子关系密切。几天之后，这些夜盗者便因再次潜入水门大厦而被捕，这一次他们随身携带着额外的也许是用来替换原有装置的窃听器，以及一把桌子抽屉的钥匙。时间上的巧合也许暗示着这两个案件之间的关系：水门窃贼所窃听的那个偏僻房间，也许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由高级妓女提供性服务的场所。
约翰·奥康纳补遗（6）
从庭审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检察长希尔伯特试图诱使水门窃案的嫌犯在作证时表明，他们行窃的目的——也许有些窃贼也并不清楚——是因为亨特出于获利的目的，因而希望能够探知其竞争对手个人的一些“下流行径”。从一开始便负责窃听事务的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作证说，他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工作的亨特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办公室电话进行了窃听，并且听到很多男人和很可能是应召女郎之间的“显然十分暧昧的”对话。（这一起诉意见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将丑闻仅仅聚焦于最初的七名被告，以使白宫摆脱干系。）当希尔伯特准备采信这些证词并定案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说服上诉法院阻止了希尔伯特的行动。
正如费尔特警告伍德沃德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不仅与亨特和那些夜盗者有关联，而且也卷入了水门事件。一些分析家推测中央情报局也正在调查相同的应召女郎的交际圈子；中央情报局也许在搜集材料，以助于建立那些接受性服务的政客的档案。
当费尔特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的时候，根据联邦调查局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芝加哥的一位窃听设备供应商迈克尔·史蒂文斯，正在寻求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护。在麦科德（水门窃贼之一）向他出示了中央情报局的证明信并声称他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之后，史蒂文斯向他出售了几套窃听设备。1972年12月，在水门窃贼被抓获之后七个月，霍华德·亨特的妻子多萝西携带着一万美元现金飞往芝加哥，结果坠机身亡。据史蒂文斯声称，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付给他“封口费”，而他则怀疑这次坠机并非偶然。此后不久，当他亲自接到一个匿名的恐吓电话之后，他决定到联邦调查局来寻求帮助，毫无疑问，费尔特也肯定知晓此事。
费尔特也应该知道一个名叫卢·拉塞尔的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秘密侦探，此人受雇于麦科德，专门负责向相关人士支付现金筹佣，而且在水门事件发生之际，他很可能就在水门大厦附近。1973年5月18日，亦即在费尔特向伍德沃德发出警告之后仅仅两天，拉塞尔突然心脏病发作，好在没有危及生命。当天也正是麦科德（他也很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将在参议院出席作证的日子。而在此之前几天，拉塞尔收到了参议院发出的要求其出庭作证的传票。此后不久，他宣称有人用毒药替换了他日常服用的药品，从而导致他心脏病发作。他于当年夏天病逝，而仅仅数日之后，他的朋友、华盛顿律师约翰·利昂，就将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一起，针对其所宣称的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电话窃听行为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5月初，伍德沃德根据“深喉”在此前三个月所提供的信息，刊登了一篇关于基辛格实施电话窃听行为的报道。这篇报道进一步加深了白宫的戒惧。5月11日，尼克松和他的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针对“艾略特”（指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和“沙利文”所提出的意见——他们两人都坚决认为费尔特就是泄密人——进行了讨论。1973年6月，在与伍德沃德经历了近一个月的紧张会面之后，在政府工作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费尔特宣告退休，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即促使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展开公正且备受赞誉的调查。“深喉”的表现令后人惊叹不已。这一丑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格雷、尼克松的一干亲信以及尼克松总统本人身败名裂。然而，令费尔特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引发的这场政治风暴最终也使得他自己沦为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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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挣扎（1）
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在胡佛死后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其原因在于他希望任命一个能够将联邦调查局转化为附庸白宫的政客。在出任总统之前，尼克松曾经对胡佛的政治独立性大加赞扬，但是当他入主白宫之后，他却立即开始思考如何将联邦调查局转变为白宫的政治警察。但尼克松始料未及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职业探员会对此全力反对。而格雷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忙于在全国各地演讲而没有时间关心局里的事务，使得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常常刚刚结束一次巡回演说便又要离开华府，开始新一轮的演讲活动，而他的演说更多地是为了尼克松政府呐喊助威，并非为了联邦调查局。他的行为使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地位遭到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他的工作表现乏善可陈，因此也未能赢得白宫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外出旅行、长期的病患、在腹部手术后为时更久的休养，加之他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缺乏了解，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格雷对于他能否被提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感到越来越没有信心。其他被临时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总统提名，并得到了正式任命，但是对格雷却只字未提。他怀疑他已被总统冷落搁置在一边，并向我透露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他的官场生涯，回到新伦敦市继续从事他律师的老本行。
1973年2月15日，白宫似乎准备解决这件悬而未决的任命了。格雷接到白宫的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到白宫。从白宫返回办公室之后，他向我描述了此次会面的经历。他先是和面无表情的约翰·埃利希曼谈了十五分钟，埃利希曼批评他无法胜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一职位，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随后他与尼克松简短地碰了次面，总统对他的处境也并不同情，并告诉他：“帕特，你太仁慈了，应该动用测谎仪来阻止一切泄密行为。你应该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
格雷承诺他会依此行事。但是离开白宫时，他依然无从知晓他能否获得提名。然而在2月17日星期五，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对外宣布，白宫提名格雷正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由于格雷将是第一位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齐格勒还补充道：他认为格雷获得批准任命不会有太大困难，对此他“很有信心”。但是齐格勒的说法却遭到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罗伯特·拜德的反驳，拜德声称他将反对这一提名，因为格雷是导致联邦调查局内部“纷争和分裂的根源”。
这本来应该为格雷拉响警报。但是格雷在急需为他获得参议院批准任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却没有求助于司法部那些知道如何接近国会的老手，而是完全依赖于他的私人助理。对于任何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言，在此时面对参议院的质询，都远非一件易事。政治炸弹在华府被不断引爆。《时代》周刊已经披露，联邦调查局根据总统助手的要求，对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实施窃听。而与此同时，在南达科他州，激进的印第安人与州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