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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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4）
在进行自我辩护时，我们争辩说，WUO的积极分子远非政治激进分子。我们指出WUO与国外势力有着的密切联系，阐明我们所实施的暗中潜入行动属于国家安全行为
② 自费尔特案以来，美国高等法院已经批准两起未遵守宪法第四修正案原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无证入室搜查案例。2001年“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法案》也允许无证入室搜查，只要目的是搜集情报。今天，如果一名特工在布鲁克林实施无证搜查一名“基地组织”支持者住所的行动，联邦法院不会判为非法。
。但是当我们提议，由联邦调查局出具有关的档案材料来证明我们所言非虚之后，那些被当庭出示的文件却遭到了严重的涂改，以至于根本无法辨认。而其他数百份文件则被判定为过于敏感，因此无法在法庭公开出示。
检察官还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提出指控。他们辩称，在没有获得搜查许可的情况下，即便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只有总统和司法部长才有权批准搜查。尽管他们举出的有关例证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布莱恩特还是向法庭提了出来。为此，法庭传唤了五位前司法部长——包括约翰·米切尔和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出庭作证，希望他们能够证明他们从未批准过实施暗中潜入行动。但是我估计他们是想帮助我们。在交互问答中，我们的辩护律师布莱恩·格廷斯询问五位前司法部长，对于本案中所实施的暗中潜入行动，他们认为是否合理恰当。除了在林登·约翰逊任内曾任司法部长的拉姆齐·克拉克之外，其他四人都表示，如果联邦调查局向他们提出申请，他们会批准采取潜入行动。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向司法部长提出批准申请，而我们的主要理由是，直至1976年，在时任司法部长的爱德华·莱文提出相关要求之前，都无需为此事提出申请——而我们针对WUO所采取的潜入行动则早在1972年和1973年。我们曾经征询了大量联邦调查局前探员和司法部律师的意见，他们都明确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经司法部批准，由联邦调查局负责实施的潜入行动由来已久。据此，我向法庭指出，1972年9月，当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被杀害的事件爆发之后，经格雷批准的新的潜入政策得到了推行。我还补充说，最高法院曾做出裁决，禁止联邦调查局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电话窃听，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认为出于搜集情报的目的而实施的潜入行为是非法的。联邦调查局的所有职员也都持同样观点”。
法庭还小心翼翼地传唤了尼克松出庭作证。尽管尼尔德斯知道请出这位声名不佳的前总统有可能会疏远陪审员，但他需要尼克松的证词——即尼克松从未明确命令胡佛或格雷对WUO实施暗中潜入行动，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面对我方的提问，尼克松却表示，他曾经看到WUO与外国有联系的“确凿证据”，他还以坚定的语气指出，在他执政期间，联邦调查局局长有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实施暗中潜入行动。“在涉及涉外情报搜集时，总统直接授予联邦调查局局长以行动之全权。”
公诉方放弃了对格雷的追诉，并声称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表明格雷曾批准采取潜入行动。我一度深信我和米勒也将被宣布无罪释放，直至当庭法官同意在提交陪审团的起诉指导意见中写入这样一句话，即“根据法律规定，你们可以认为，一项暗中潜入行动如果没有事先得到司法部长签发的紧急书面授权，那么该行为就是非法的”。这句话完全就是要迫使陪审团宣布我们两人有罪。最终法庭没有判我们入狱，而是要求我和米勒分别交纳了五千美元和三千美元的罚金。
1980年11月6日，法庭宣判我和米勒有罪，但是里根总统却于1981年3月给予我们以完全的、无条件的特赦。里根总统宣布：他做出这个决定是由于“我们基于一个良好的信念，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必须采取那些行动”。有关记录显示，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犯罪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获得了最高当局的授权。1983年，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取消对我们的判决，并从审判记录中将该案删除。上诉法院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是因为违反了尚未确立的程序规定而被错判为有罪。
“有罪”（5）
饱受折磨的数年时光终于过去了。但是由于长期的滋扰和羞辱而造成的痛苦久久未能消退。当我决定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借此抹去那些梦魇般的记忆，向人们展示我为之奋斗终生的联邦调查局——一个深受我的同胞尊重的机构。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联邦调查局是超越于所有警察机关之上的美国司法的典范。我事业的成功是因为我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之中，它曾在战时反间谍活动中展示出了超群的分析能力，在侦破大规模谋杀案件中展示了高超的调查技巧，以及要将所有罪犯——无论是负隅顽抗的匪徒，还是躲在他母亲衣柜里的逃犯——绳之于法的坚定意志。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公平正直、自我克制的机构，它明智地使用了自身拥有的警察权力，并时刻意识到不能逾越法律和宪法规定的限制。最为重要的是，联邦调查局还是一个广受尊重的机构——包括那些罪犯，他们往往仅仅是因为得知他们正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追捕便会选择投案自首，也包括所有善良的美国公民，他们将我们视为民主的卫士。
在华府工作期间，尤其是在胡佛去世之后，我经常发现自己正在孤身一人地与各种反对联邦调查局的力量抗争。这种抗争令人感到沮丧，但是我决意要做那些我认为正确的事请。回首往事，我曾经饱经风险。我从未想到会导致一位总统辞职下台，我也从来没有这种意图。我只不过是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试图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胡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努力维护了联邦调查局的独立和声誉。但是在他死后，他的继任者——包括我在内——却无力抗衡那些试图侵蚀联邦调查局地位的各种力量。尼克松掌控的白宫曾试图将联邦调查局变成他们的工具，对此我进行了抗争；随后，国会和卡特政府又试图将联邦调查局描绘成一个恶意侵犯人权的机构，对此我也加以抵制。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发现我的这些抗争基本毫无获胜的希望。在经历了20世纪60、 70年代的惊慌袭扰之后，根据社会确立的新标准，联邦警察机构再也无法像今天看来的那样专横和不受节制。作为一个专职打击刑事犯罪的机构，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维持其原本高效专业的工作标准，就已经够好的了。
退休后，我和奥德丽本来计划一起安度两人时光。作为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我始终面临着严酷的挑战，因此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来弥补多年来工作的紧张。但是冗长痛苦的诉讼却夺走了我们长达九年的宝贵时光。尽管我们最终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却已心力交瘁。对于我们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奥德丽始终承担着最沉重的压力——工作地点的不断迁移、环境和岗位的变化——而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探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遵守纪律，行动一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退休后多年饱受羞辱的生活对奥德丽造成的伤害比我还要深重。法院判决后，奥德丽日渐衰弱，最终在1984年7月20日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因为要被迫忍受种种烦扰，她今天肯定还会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将永远怀念她，直至走完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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