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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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指针，美国的一切已经深深渗透进了这一大批人的每个毛孔、每个毛细血管中，这一大批人中，一类是普通大众，另一类是知识精英；与此截然相反，第二种，也就是目前不占主流的一种，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国内的一些知识精英，尤其是在美国学习研究过一些年的这批知识精英，认为美国的几乎一切较之民族之精粹都是那么地苍白而低俗，都是那么地功利、机械而缺乏人情味，甚至带着很大的野蛮性，认为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其与生俱来的野蛮性，这是它的一大属性，今天只是在发生着这一属性的形式转化，而不是这一属性的消失，因而把美国的模式当作我们乃至世界之终极理想与终极模式的做法，即使不是荒谬绝伦的，也起码是不可思议或极不明智的。故，对时下所推崇的美国主流之一切，应该加以毫不留情地批判、抵制与抛弃，从而使民族免遭污染与涂毒，创造性地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这种道路模式也许才能化为未来世界的理想模式。
　　第一种对美国的认知读解与相应表现显然不妥，因为它们更多地是建立在某种唯物主义之上，建立在对美国的盲目迷信和无知之上。其实，在美国，对其自身的批判，对许多为我们所顶礼膜拜和津津乐道的东西的批判是非常强烈而深入的，只是我们大都不知道或不愿意试图知道罢了。实际上，美国的几乎任何一种政策、习俗、风尚、学说与思想理论，都会伴随着激烈的批判。比如，在漫长的冷战期间，有对遏制政策的激烈批判，在2002年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时，曾遭到了《纽约时报》旗帜鲜明的痛斥：“美国是个核流氓！”当美国财政部于2005年5月18日提交报告指责中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严重扭曲，而威胁说中国若不尽快采取人民币升值措施，就将“符合”美国制定的外国政府操纵汇率的“技术要求”，从而将遭到美国的制裁时，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随即在21日以如此醒目的标题批评道：“把中国当靶子是否太过分？”又如，针对美国拒绝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前总统卡特近来撰文批评道：美国已成为“造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效力减弱的罪魁祸首。”而像《刺杀肯尼迪》、《华氏9·11》这类的政治电影与纪录片，更是在毫无保留地批判和嘲讽美国的时政。还有，美国名城伯克利居然有一条街没有一家麦当劳连锁快餐店和成衣店，为防资源外流，伯克利甚至还有人发明了一种自己的货币，来以此抵制跨国公司。其实，许多为我们所效仿和欣赏不已的东西，恰恰是美国的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和激烈抵制的东西——仅在这一点上，也确实体现了美国的一种伟大与胸襟，不承认不行——因而，一切“惟美国的马首是瞻”之风尚，即便不是荒唐的，也起码是与历史的选择、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的。中国学习借鉴美国某些先进的东西，其基本原则是应将之化为民族的东西，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将中国化为美国的庞大消费市场、产品加工厂、人才输送基地与似是而非的翻版，更不能将民族除了人的长相之外完全化为另一个民族；第二种对美国的认知与读解也显然需要修正，因为这批人（学界精英）由于过于怀恋东方古文明之一切而对美国的读解有时未免稍微有点妖魔化之嫌，虽然美国有时也的确多少存有一些妖魔化的色彩，有一部美国的纪录片上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所说的一句话大概可资印证，他说“美国人的手上确实沾满了更多的鲜血！”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也的确拥有着难能可贵的全球责任与献身精神之一面，这在全球自二战爆发以来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美国的精神与理念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与理念呢？
　　实际上，从客观而全面的角度，不妨可对美国做如下概括：
　　所谓美国，即指一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混合体，一种普世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混合体，一种自由民主与单边主义作风的混合体，一种世界警察与国际劫匪的混合体，一种正义之剑与危险之源的混合体，一种精英文化与丛林原则的混合体，一种历史巨人与舞台小丑的混合体，一种神圣使命与惟利是图的混合体。美国就是由这一连串的混合体而构成的，它始终摇摆在这些混合体的两个极端之间，在这些两个极端中年复一年地平衡着自己，召示、表征着自身。我们只有认清了美国的这些元素构成，才能真正去洞烛它，并做出我们的选择。以上的每一条界定，都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资支持，比如对美国“国际劫匪”的界定，不仅像百余年前八国联军这类大量的历史事实可资支持，而且当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种种表现也可以支持。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分析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地狱般的经济困境。特别严重的是，它还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且充当买办！”这是个非常严峻的现象。斯蒂格利茨还坦言，“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货易。今天，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奏效。”
　　对美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正是由于上述特性，才促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矛盾性。美国对外政策所表现出的一贯矛盾性，是美国留给国际印象的一大特征。那么，鉴于此，中国应如何去从容应对目前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呢？中国应如何去定位自己的发展方略呢？
　　

三、深入论述B（III）
III　东西文明
　　很明显，中国与目前由美国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是不和谐的，尽管中国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却收效甚微（针对当前的局势，2005年6月2日台湾《工商时报》说“世界贸易战一触即发”，“本世纪第一场贸易大战即将开打！中国大陆将以一敌二，应战欧美联手攻势。”）。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从文化基因、文明源头和宗教情怀上讲，美国及其身后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差别是非常之巨大的，因而二者是难以真正相融一体的，要达到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与文明的水乳交融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现在都处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中。中美两者的深刻相斥，自从它们在一两百年前彼此相遇、知道并发生碰撞后就一直存在，以致美国现今的学界精英把这种相斥性看得越来越甚，甚至把相斥性上升夸大成了一种对抗性，乃至冲突性，乃至战争性。不错，两种文化与文明的这种相斥性——因为彼此都有着非常值得赖以骄傲的一切（美国的物质文明、宗教背景、精英文化与科技军事，中国的悠久智慧、伦理背景、儒道浑融与生生不息）——确实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一方面如此，但另一方面，这却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缺乏兴趣，缺乏应有的兴趣。恰恰相反，历史上由于文化原因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使不管一方那么鄙视另一方，但彼此之间的兴趣却也近乎是与生俱来的，并是持续不断的。否则，美国一百多年来绝不会漂洋过海地跑了地球上最远的距离来频频与中国发生接触——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的驱动——，中国一百多年来也不会频频不远万里地远赴美国去留学或谋生。当然，美国将手伸过重洋来接触中国也并不完全都是旨在为了利益，纯粹不为利益的虽然少，但毕竟也有，尤其是在二战期间美国的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表现，其对中国的无私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还有，就是美国给当今世界所频频造成的诸多不良印象，其中也有不少是被误解的结果，还有一些是适得其反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出自其本意。因而，一味地去妖魔化美国人与美国的精神文化也是站不住脚的，实事求是地讲：美国的确始终拥有其伟大而神圣性的一面——而这一面恰恰是我们素来所欠缺的，我们更多地表现为中庸、稳衡、诗意、勤劳与智慧的一面——虽然，美国在历史上也在频频扮演着群狼与饿虎的角色。
　　从国际关系上说，必须要清楚的一点是，一直以来，美国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更多地是出于某种陌生与差异因素而引发的或弱或浓的兴趣所使然，不管美国有时要么是为了地缘政治，要么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向中国呈现出多么火热的表情和动人的姿态，但在其心目中，在其骨子里，中国并不能真正化为它的“大家庭”，并不能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友。一旦中国牌失却了历史意义，一旦中国的发展“影响到了”其全球霸权与帝国利益，那么，中国就会令其不安，就会被视为“威胁”，就会被不断认为要发生“崩溃”，甚至被其政策高参视为将与其构成严重的“文明冲突”，于是便将中国纳入到它的全球化体系中进行软硬实力的联合作用，于是便进行战略东移，并把在即将部署的45分钟内可打击全球任何目标的太空武器也准备瞄向中国。
　　中国与美国始终不太和谐，印、巴、日、韩亦然，美国真正的“大家庭”，是与其同处一个文明源头的欧洲，欧洲才是它的真正而忠实的盟友，不管它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多么严重的血与火的较量，不管它们今天在诸多事情上（比如伊战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与“入常”问题等）出现有多少龃龉，但它们永远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同样地，不管美国与不同时期的中、日、韩、台曾拥有过多么激情而甜蜜的蜜月，但最终却不会真正地融为一体，除非有一天，儒教文明有效整合了基督教文明，或者出现相反之情形，否则，二者绝不可能将兴趣而化为恋情，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正是基于此，中国目前在商贸方面遭到了来自美国与欧盟的两线联合“夹击”（遏制）。对此，耶鲁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腾最近忧虑道，“假如听任事态沿着目前的道路发展，结果很可能是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冲突，而不是延续过去20年间的相对和谐状态。”笔者认为，这种局面在近期内不大会发生根本性改观，即使中国忍痛向美国做出许多迁就，也可能与事无补。
　　世界的规律就是这样：当一种新生力量处在孕育、形成、破土初绽之时，原有的各种力量就会千方百计地来遏制你、踩你；当你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使自身力量不断壮大到终于在某一天别的力量不能再来遏制你、踩你的时候，于是，它们便被迫只好承认你，甚至拥戴你。
　　对长期以来由美国及其所主导的一切，必须要保持一种透彻而深刻的认识，即使在国际大背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时候，也始终应冷静地保持一种心理距离。这样，也惟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大背景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才不致于陷入失衡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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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论述B（IV）
IV　美国精神回眸
　　当然，无论美国给当今中国、当今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负面效应，它曾经的伟大与光辉形象却是不容抹煞的。
　　美国对世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就是美国世界形象的树立，主要表现在二战期间。二战中，从欧洲战场上来讲，如若没有美国持续不断地向英国及前苏联提供无以计数的民用物资支持和兵器支持，没有美国这个坚强后盾，英苏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则很难再支撑下去，英国甚至可能会在德国的“狼群”猎杀和集中轰炸中而不攻自破，尤其是如果没有以美军为首的诺曼底登陆的决定性行动，没有美军在这次空前绝后的三军立体性联合行动中的浴血奋战（比如在奥马哈海滩），没有美军在西线与东线苏军对德国所构成的钳型攻势，那么，东线战场上的苏军压力就会大得多，单靠苏军的牺牲性行动，能不能最后攻克柏林就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同样，在亚洲战场，若没有美国从装备、人员、经济、道义方面对中国的巨大支持，没有像“飞虎队”这样的举不胜举的勇敢献身，单靠中国军民虽然英勇但却“效率不高”的抵抗，能不能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再单说，起码在八年之内——当然苏联最后的出兵也是十分关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花更长的时间、更巨大的代价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却无法彻底消灭，那么，侵略者随时就会伺机反扑，就会使中国一直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为中国的海空力量当时太有限了，真正对日本构成致命打击的，无疑是美军在太平洋上通过巨大的牺牲而给日本的航母联合船队、以及据守在每一个海岛上的日军的彻底摧毁，最后瓦解日本意志的，不外乎是由“B－29”重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将东京化为一片火海的、致使十万人死亡和十多万人烧伤的东京大轰炸，及两颗原子弹的可怕效果（其实，在东京大轰炸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当然，这些做法也是惨绝人寰的。因而，美国在二战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与巨大牺牲是不可磨灭的。紧接着，马歇尔在调停国共两党分歧上，也的确做到了仁至义尽，表现出了极高的敬业精神。而在战后重建上，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又使千疮百孔的欧洲得以在一片废墟中浴火重生。故而，如此的巨大牺牲与环球使命，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如此的角色也只有美国才有条件——丰盛的物资、精神境界与献身牺牲——去担当。然而，自“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的国际形象便不能再被国际所公认，其精神开始发生深刻逆转，开始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它所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使得国际秩序更趋井然、更趋理性了呢？还是在客观和现实中往往造成着事与愿违的相反情形：即，使世界更加充满危机甚至是恐怖气氛了？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没有美国这一方，当然也就不存在一度曾愈演愈烈的冷战。冷战危机刚刚结束，但新的国际危机又接踵而至，那就是由美国所一手主导的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新的危机——虽然它完全可能寄寓的是一种国际性希望——它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