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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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页604…606。＇，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页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 M。 Frolic； Mao s people； 1980，该书的法语版（见注16）是删节本；Liang Heng（梁恒）及 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Yue Daiyun （岳黛云）及 C。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2000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本书，是描述改革时期中老红卫兵与知青的生成变异：Y。 Jiang 及 D。 Ashley； Mao 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 ＇。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1991；张欣辛与桑晔《北京人》，1986。＇。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 就像杨绛及遇罗锦的作品（见文后的参考书目）。＇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 见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1983；亦见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谈创作》1985。＇。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国发展得蓬蓬勃勃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它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该两名作家的作品。＇。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一百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 ，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 一位专业人士称之为“新写实主义”；见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1980。＇。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 M。 Bonn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9 ： The cas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 1986，页233…238。＇。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刘心武《这里有黄金》1980，页49。＇。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作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 当采访是公开进行，或者被访者是作家，而且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他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的时候，会刊登出他的真实姓名。其他情形下，为保护涉及人等的匿名身份，我们只使用代号。＇：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欣辛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王小波的作品。＇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见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作者随后又根据小说摄制了同名电影；亦见陈冲的电影“天浴”1998。＇。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1990。这两本回忆文章汇编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发当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开发行仪式。同年11月，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敲锣打鼓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1990年代还出版了上海老知青金大陆的两部重要著作：《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大型20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总编导为翟和平，原作者为晓剑及郭小东。该片集的文字本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参见本书页374，注140。＇。
当然， 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 Ph。 Joutard； 见前引文，页194。＇，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FBIS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 列举的期刊一览表在本书参考书目的最后。＇。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联系＇ M。 Bonnin，？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1980； 页102…110。＇。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页110…111。＇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见本书页191…192，图表1至3。＇。
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除了省志，还有市志及县志，一般都谈到下乡运动，可是只对研究某一特定地方才有用。＇。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 我曾经化名在另一本著作里刊登过一些照片及大字报文本。见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1980。关于这些民办刊物以及可使用的资料来源，可参阅华达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