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8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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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桢的资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连曾涤生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买左季高的账？更何况沈葆桢是福建本地人，闽人办闽事，这个福州船政局，外省籍的人，以后还能插得进手吗？

　　　　左宗棠说道：“既如此，我听贝子的——哪一位适合坐这个位子呢？”

　　　　关卓凡沉吟片刻，说道：“我想到一个人，咱们一起参详——张香涛。”

　　　　张香涛，张之洞。

　　　　*

　　　　左宗棠举荐张之洞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轰动。

　　　　大家晓得左宗棠的后面是关贝子，可是，关贝子怎么可能属意张香涛呢？

　　　　还有许多人在问：张香涛是谁呀？

　　　　同治四年，即1865年，此时的张之洞，年纪：二十九岁，职务：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出身”倒是很好，同治二年——两年前，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后即授翰林院编修，算是地道的“少年清贵”了。

　　　　可是，这点资历，和福建船政大臣比起来，就啥也不是了。船政大臣独立于督抚，直接听命于中枢，福建的藩司为其“提调”——即是说，闽省的副行政长官都要为福州船政大臣打工，这可是一个督抚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坐的位子！

　　　　这叫“开府建牙”，一个翰林院编修，一步踩到这儿，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还有，船政是“新政”，是“洋务”，关贝子怎么会找一个……翰林来办这个差使呢？

　　　　因为反对新政的声音主要出于言路，所以“新派”、“旧派”，都有一个错觉：言路上的人最为守旧，抱团反对“新政”。

　　　　因此，也开始有人批评言路“只擅空谈，不晓实务”，激烈点的，直斥“腐儒误国”，甚至“投畀豺虎而无所惜之哉”。

　　　　之前，大家都隐隐地有个感觉，关贝子天天盯着言路，言官也好，讲官也罢，稍不如意，便“啪”地一个巴掌扇将过来。翰詹科道，在他面前，动辄得咎，下面已颇有“关某人刻意钳制言路”的说法在流传了。

　　　　现在，这个说法可站不住脚了！

　　　　翰詹科道这些“清秘之地”立即热闹起来，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众**誉：关贝子慧眼识英才！

　　　　谁还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许多人心里**辣的，这下一位“英才”，会不会就是我呢？

　　　　有原本反对新政的人，开始对新政“转变观念”了。事情明摆着，想走张香涛这条路的，第一，得支持“新政”——这不消说；第二，得了解“新政”。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不然，关贝子怎么能看得上你？

　　　　张之洞自然成了翰詹科道的“明星”，贺客盈门，他面上含笑谦逊，心里如坠五里雾中：是啊，关贝子怎么会看上了我呢？

　　　　张之洞先去贤良寺拜左宗棠，这是他的“荐主”。

　　　　左宗棠自然又大谈他的西征，张之洞耐着性子听着，觉得差不多了，乃向左爵帅请教福州船政局的差使。左宗棠倒也知无不言，只是说的都是“现状”，张之洞问他今后该如何措手，左宗棠难得不肯发表更多的意见，而是说：“这得向关贝子请益了。”

　　　　于是，第二天，张之洞整肃衣冠，来拜关卓凡。

　　　　这是关卓凡第一次和张之洞谋面，这位原时空和曾、李、左齐名的晚清重臣，关卓凡留在脑海中的印象，都是他晚年的：一部长长的白胡子，既儒雅，又气派。

　　　　眼前二十九岁的张之洞，却是瘦得跟猴子一样，宽大的朝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

　　　　关卓凡暗笑，一定是形容不足，才留了一部超长的大胡子，以为“补充“。

　　　　张之洞给关卓凡行礼请安，关卓凡亲手相扶。

　　　　张之洞站起身后，关卓凡握着他的手，欢然说道：“香涛，久闻大名，终得识荆。‘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真正了不起！”

　　　　古人十五岁为“志学之年”，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十五岁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第三名，为“探花”。这两件乃张之洞生平大得意事，关贝子一见面便说起，张香涛不由满面欢容。

　　　　而且，“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这句话，张之洞是第一次听到，入耳通体舒泰，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舒服。

　　　　当然是“第一次”，因为这是关贝子自己编排出来的。

　　　　主人请客人换了便服，然后落座看茶。

　　　　张之洞感谢贝子爷超擢，深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所托，实在惶惑。

　　　　倒不都是客套话，张之洞对“新政”虽然一直密切关注，但并没有真正涉猎，他直到现在，还是不晓得，关贝子为什要挑自己“发财”。

　　　　关卓凡微微摇头，说道：“香涛，万不可妄自菲薄。我看人从不走眼，张香涛外务虚而内务实，这份差使，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定做得好！”

　　　　张之洞飘飘欲仙，“外务虚而内务实”，明天，这七字考语流传出去，张香涛就要闻名天下了！

　　　　关卓凡用张之洞，算是“一石多鸟”。

　　　　*（未完待续。。）
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就是说，一个陆军将领，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海军学堂”毕业生。

　　　　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这个，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留洋英国”是怎么回事。

　　　　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二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十二人，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其中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其余六人，三人考试失败，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余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亦仅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

　　　　诡异的是，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刘、林、蒋三个却全入“甲等”；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这十二人回国后，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两个，日后升任舰队之左、右翼总兵，掌握舰队实权。

　　　　关卓凡认为，毫不客气地说，大东沟海战之败，在这十二人“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便已注定了。

　　　　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原因不在资金，不在装备，而在人事。

　　　　两个字：无能。

　　　　北洋海军并不缺钱，后期装备没有更新，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而是北洋认为“自守有余”，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不然，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

　　　　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舰才是海军发展的主流，日本人是因为买不起这么大吨位的军舰，才用速射炮来弥补不足。敌人的发炮速度确实比你快，可你一炮顶敌人好多炮呀！问题是，你为什么打不中敌人？

　　　　看看刘步蟾、林泰曾两位总兵的表现。

　　　　“定远”舰上，刘步蟾违反最基本的战术规范，两军距离尚远，便下令提前发炮——作为舰队指挥，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镇远”舰上，林泰曾从头至尾，不曾出现在舰长的岗位上，全靠副手杨用霖指挥——等于擅离职守。

　　　　举止失措，草包底子，暴露无遗。

　　　　大东沟败绩后，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回威海卫。入港时，“镇远”舰触礁，失去作战能力——不晓得林曾泰这个舰长是怎么当的？

　　　　林曾泰乃引咎自尽。

　　　　其后威海卫之战，“定远”舰中鱼雷搁浅，充“水炮台”用。数日后，弹药耗尽，刘步蟾自尽。

　　　　刘步蟾、林泰曾的悲壮结局，证明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对国家造成的伤害。

　　　　*（未完待续。。）
第一一五章　我要办真正的军校
　　　　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