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8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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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江户大奥的种种规矩，包括服饰、发型、化妆，都是历年“山寨”京都的皇宫所得。但到了后期，大奥的种种规矩的繁琐细致，反而超过了京都的皇宫。以致和宫的相对朴素自然的“京都风”，看在大奥的女官的眼里，变成了：“和宫殿下是个小毛孩儿。”又或者：“淡妆是下等人的样子啊。”

　　　　“宫斗”就这么起来了。

　　　　嗯，看来传言不虚。

　　　　和宫声音细柔，但说起汉语来，语速很慢，咬文嚼字，略有违和之感。

　　　　双方互相客气了几句，然后转入正题。

　　　　和宫提出了几点要求。

　　　　西渡中国之后：

　　　　一，要居住在“和式”宫殿之中；

　　　　二，一切服用起居，要用“和式”；

　　　　三，贴身女侍，要由和宫自择，从日本带去中国。

　　　　四，允许典侍庭田嗣子随侍身边，一起西渡中国。

　　　　庭田嗣子是和宫的老爸仁孝天皇的“典侍”。庭田家的家格是“公家”第四等的“羽林家”，而嗣子的母家是大炊御门家，家格是“公家”第二等的“清华家”。因此，庭田嗣子的出身可以说非常高贵，尤在和宫的母亲观行院之上。

　　　　仁孝天皇崩逝后，庭田嗣子原想退休出宫，但孝明天皇殷殷挽留，于是就留在了宫中，负责指导后宫诸事。

　　　　和宫下嫁，孝明天皇派了他最信任的庭田嗣子，随侍和宫身边，打点一切。

　　　　在江户大奥，庭田嗣子和观行院一起，获得了“上臈御年寄上座格”的衔头和待遇——这是大奥女官的最高级别。

　　　　庭田嗣子没有辜负孝明天皇的嘱托，尽心竭力地辅佐和保护和宫。母亲逝世之后，庭田嗣子就是和宫在大奥中最亲信的人了。

　　　　因为庭田嗣子的身份不同，所以和宫要将她单独拿出来，特别说明。

　　　　关卓凡全部答应下来。

　　　　他说道：“新殿完工之前，只好委屈殿下暂居别府。不过，在下已经去信国内，将……离宫按‘和式’改造，比如增加‘御上场’和‘御汤殿’。殿下一切起居，都不会有什么不便的。”

　　　　“御上场”就是脱衣间，“御汤殿”就是浴室，内有敷设木地板的澡池。

　　　　这个时代，日本人对沐浴的需求和爱好，是远远超过中国人的。“御台所”每天早上都要沐浴的，如果晚上和将军同宿，那么入睡前还要再洗一次。沐浴的场所、设施、程序，也远比中国人讲究。

　　　　这事关和宫在中国的“生活质量”，因此关卓凡要特别主动做出交代。

　　　　和宫小小的脸庞上红云飞过，她微微欠身，低声说道：“多谢贝子。”

　　　　关卓凡说道：“殿下登基之后，敝国上下，即以君上之礼相待。在下对殿下，亦当以臣礼事之。殿下的一切起居服用，敝国自会尽心竭力。这方面，请殿下不必有什么疑虑。”

　　　　和宫再次微微欠身。

　　　　关卓凡微笑说道：“不过，殿下玉体微恙，主要在于饮食失调。这饮食一道，咱们就不好纠结于‘中式’、‘和式’之分了，一切要听医生的。”

　　　　和宫白嫩的面庞上又一次微微泛红，轻声说道：“贝子所言甚是。”

　　　　*（未完待续。。）
第五十六章　和樱天皇
　　　　和宫提出的要求，全部是关于起居服用的，就是说，都是“生活”方面的，没有“政治”方面的要求——这是她聪明的地方。

　　　　和宫不懂政治，她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晓得自己不懂政治，因此也就不去碰触政治。连舅舅桥本实丽随行西渡，她都知道是不妥当的，又怎么会再去提出更敏感的政治要求呢？

　　　　她之所以坚持“攘夷”，并不是她自己对“攘夷”有什么执念，而只是为完成兄长孝明天皇的嘱托和履行皇室加诸在她身上的义务。

　　　　离开日本，西渡中国，“攘夷”这个本不堪承受的千斤重担自然烟消云散；另外，想来中国不会再有人逼自己以“江户风”为人处事了，几年来的身心俱疲，在异国他乡，是不是反倒可以消解了？

　　　　既然“天子诸艺能事，第一御学问也”——那好吧，我就埋首诗词歌赋好了。

　　　　这本来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这一辈子也许再也回不到日本，可嫁到江户，不也像王昭君和亲匈奴一样，再也回不到京都去了吗？

　　　　就算咫尺，也是天涯。

　　　　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按理不需要和宫和关卓凡两人亲自交涉，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庭田嗣子向幕府提出来，幕府再转告中国方面。可是和宫和她身边的人根本不信任幕府，而幕府也实在不值得信任。

　　　　当初下嫁的时候，皇室也提出了“要以京都宫廷礼仪待公主”这样的条件。在京都的时候。幕府什么都答应下来。一俟把和宫接到江户后就变了脸。什么都要按江户的规矩来，气得和宫身边的女官们大骂幕府“骗子”。

　　　　如果请幕府居中，难保他们不再做点什么手脚。至于幕府办事效率的低下，那是更加不必提了。

　　　　所以，和宫才会要求亲自和关卓凡会面，该提的要求，当面提出来。

　　　　最后，和宫神情犹豫。迁延了好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有一件事，要请教贝子，是关于有栖川宫的……”

　　　　说到这儿，不晓得接下来该如何措辞，只好打住，脸都憋得红了。

　　　　关卓凡缓缓说道：“在下离开‘御座之间’后，便知会京都方面，开释有栖川宫。请他回府蛰居。”

　　　　和宫神情复杂地看了关卓凡片刻，然后。深深地俯下身去。

　　　　*

　　　　和宫的登基典礼，是在江户举行的。之所以这么安排，是要借此削弱京都的“皇都”的地位和作用——幕府和中国方面都是这个意思。不过，对外当然另有说法：京都“御所”焚于大火，别说举行新帝的登基大典了，天皇陛下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御所”不是第一次“焚于大火”，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天皇都是暂时驻跸级别最高的公卿——关白或摄政的家里。不过，现在没人敢提这种“故事”了。

　　　　和宫亲子内亲王践祚，承继大统，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改元“交泰”。

　　　　“交泰”二字，源于《易经》的《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用这两个字做年号，取其“君臣上下交融，则国泰民安”之意。

　　　　今上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九位女天皇。

　　　　多年之后，天皇陛下薨逝，乃取大行皇帝龙潜之时的宫号“和”，再加上上一位女性天皇后樱町天皇的“樱町”二字，并在一起，谥为“和樱町天皇”。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天皇生前，人们习惯称这位女天皇为“和樱天皇”。

　　　　有人认为，“和樱”是“和樱町”的简称；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樱町”是宫殿的名字，怎么能简化为“樱”？更重要的是，“和樱町”是谥号，怎么可能在生前就早早地流行开来？“和樱”和“和樱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也有人称女天皇为“交泰天皇”——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流行。

　　　　这位“和樱町天皇”今后在本书出场，如果要提到称号，为行文方便，一律称为“和樱天皇”。

　　　　天皇登基之后，随即发布了一道敕令，中心思想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为百世不替之法”，“天子诸艺能事，第一御学问也”。“朕为教化万世，西向就学，大小国政，尽委之征夷大将军”，“公卿百官诸藩，赏罚黜迁，皆出于幕府”。还有，“万国之间，折冲樽俎，订约和战，征夷大将军亦承此敕决之，不待后命。”

　　　　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

　　　　天皇以“敕命”的形式，把日本的内政、外交、国防、人事，通通委诸幕府，幕府的相关权力，按《万国公法》，就有了宪法保证。其中，“不待后命”四字，天皇自废批准对外条约的权力，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签署《日米友好通商条约》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天皇敕许”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

　　　　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之类的字眼，但徐四霖表示反对。

　　　　徐四霖认为，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不利建立“统一战线”——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可都是佐幕派。另外，这样做，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现在大乱方平，天皇西渡，人心惶惶，一切还是要以“安静”为主。

　　　　真正的原因是：天皇现在在我手里，如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

　　　　登基大典之后。女天皇一行登上“富士山号”。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

　　　　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再有，“富士山号”的船舱是按“和式”风格布置的，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

　　　　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政治性要求”：去国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四年前和宫下嫁，首途关东之时，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泪眼婆娑，曾赋和歌曰：

　　　　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

　　　　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