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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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获中央密令，要他们立即将银行从外国租界迁移至中国管辖的区域。但银行还没开始动迁，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令停兑了。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颁布命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有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事态的发展，已演变成北方官僚集团（官）与东部财团（商）的一场较量了。京、津两地分行，因为地处天子脚下，已表示服从政府命令，即日停兑，只有东部的上海分行，决定抗旨。　　　　　　
　　中行上海分行宋汉章经理和张嘉璈副经理主持大股东会议，他们担心，一旦停兑，中国银行的命脉，将从此断绝；刚刚发育的近代金融体系，也将摧毁殆尽。在上海分行的两位首脑面前，摆着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抵抗。他们选择了后者。　　　　　　
　　大股东们的意见一边倒，为了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上海分行的信用，所有钞票必须一律照常兑现。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佥以中国银行分行地跨十数行省，分行号达百数十处，有属于北，有属于南，有涉于军事地域，欲一一监督而保全之，股东等固无此权力，亦实势有所不能。且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因由同人决议，先求保全上海中国银行。”　　　　　　　
　　汇丰、道胜、正金、东方汇理、麦加利五家外国银行也连日开会，认为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地位，应该帮助它照常开业兑现。　　　　　　　　　　
◇欢◇迎访◇问◇。◇　　　
第55节：大国的迷失（55）　　　　　　　　
　　宋汉章先后五次亲自到领事团协商，希望向外商银行贷款渡过难关。他又向汇丰、德华两家银行建议，以上海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堆栈，以及收押的道契作为抵押，商借透支。银行团既为挽救在沪外国企业的厄运，也为进一步浸透中国金融市场，慨然应诺。　　　　　　
　　疯狂的挤兑风潮，已在上海爆发了。急于提存和兑现的人，像着了魔似的扑向银行。这种混乱场面，持续三天，惊心动魄。官厅甚至出动军警弹压。银行职员忙得晕头转向。这简直是一场生死赌博。　　　　　　
　　太原、南京、徐州、九江、汉口、福州、张家口，以及黑龙江等地的中、交银行分行，都以上海分行马首是瞻，纷纷抗命，照常兑现。　　　　　　
　　经此惨烈一役，东部财团与北方官僚集团之间，已再无互信可言。　　　　　　
　　1916年6月，由于中、交两行停兑而触发的危机还未过去，从堂高帘远的中南海传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位的惊人消息。东部的银行家们且喜且忧，喜者希望继任者能给政局带来转机，忧者担心政府在此似断似续之际又玩什么花招。　　　　　　
　　他们趁着政府大办丧事的机会，四处奔走联络，函电纷驰。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划，6月15日——袁世凯还未出殡——由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股东发起，联合各省商股代表组织的“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已经挂牌成立，俨然是绅商与官方抗争的指挥部。　　　　　　
　　内阁委派徐恩源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亦遭到银行强烈抵制。徐恩源出身官僚，惯拿鸡毛当令箭，在回银行上班时，竟随身带着三名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携枪保镖，招摇过市，以致惹动众怒，总管理处的三位高级主管，表示不屑于与这种人共事，相约辞职；连一位副总裁也挂印而去。　　　　　　
　　徐恩源自恃有财政部作后盾，既不承认股东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又扬言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是抗拒停兑的祸首，必须调往重庆分行，以示惩戒。股东们大为愤怒，对抗再度升级，股东们断然采取一个惊人之举，向上海地方审判厅申请将京行存上海的230万元假扣押，抵充商股股款。　　　　　　
　　银行与政府的斗法白热化，已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影响到整个工商业。上海总商会匆匆出面调停。股东们勉强让步，撤销了假扣押申请书，但愤然表示，这完全是为了避免牵动大局，才不为已甚。上海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发表通电，字字掷地有声，就像是给政府下的一道战书：　　　　　　
　　“此次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以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　第五章　还政于清段祺瑞成为新的北方领袖，他以北洋正统自居，决心把自认为代表南方的总统黎元洪逐出公府。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三大派系：直系、皖系、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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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大国的迷失（56）　　　　　　　　
　　它们都是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它们并不是政党，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总部、分部一类组织系统，它们基本上是以籍贯划分的利益集团，靠金钱、地盘、职位、权力，以及私人感情，把一伙同乡、同族、同门、同袍的军人、官僚、政客扯到一起，抱成一团。　　　　　　
　　以地域划分势力，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也是最有希望继承袁世凯遗产的人，他确实具有某种异禀和卓超的才智。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安徽与湖北一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湖北地跨南北，而安徽则介于东部与北方之间。故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过渡性的文化特色。周学熙在实业界虽然一言九鼎，但他说的话，用右耳听是一口官话，用左耳听却是四夷鸟语。段祺瑞的面目也同样模糊，他杀起南方的共和派来毫不手软，但北方的帝制派搞复辟时，他又成了再造共和的伟人。　　　　　　
　　副总统黎元洪当初之所以能够和袁世凯比肩而坐，带有南北一家的象征意义。黎也是军人，但不属于北洋集团。他私下也许觉得这种身份更好，当他面对南方人时，他是北方的代表；而当他面对北方人时，又好像代表着南方的势力。　　　　　　
　　虽然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事实上是他能够置身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悲剧性原因之一：他刚好站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对南方抱有怀疑和厌恶心理的段祺瑞，从来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蔑视。以前袁正黎副，尚可勉强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死得那么快，竟让南方人空手捡个热煎堆，他们便寝馈难安了。段祺瑞希望弄出些事端来，好让总统尝尝和代表十几个省区的北洋集团抗衡的滋味。　　　　　　
　　黎元洪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在面对威胁的时侯，往往忍声吞气，有“黎菩萨”的外号。就是因为这样，北洋集团才暂时容纳了他。　　　　　　
　　终于有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段祺瑞下决心把黎菩萨赶出总统府。他采取了一项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所引起一连串灾难性反应，一直持续到整个北洋集团覆灭为止。　　　　　　
　　1917年2月4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分别拜会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他刚刚接到国内来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和德皇政府绝交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使也在马不停蹄地活动。尽管各自的用意不同，但美国和日本都很热心地要把中国拖进一场莫名其妙打了三年的欧洲战争中去。　　　　　　
　　黎元洪对此兴趣不大。他向芮恩施提出一大堆质疑：“当前战况如何？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黎元洪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一旦卷入这种国际争端之中，国内的政治均势就会打破，马上就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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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大国的迷失（57）　　　　　　　　
　　与总统相反，段祺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和芮恩施深入讨论了欧洲各强的军事形势，他最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战争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芮恩施含糊地回答，“对德绝交，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国家，甚至当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以后，它依然企图保持封闭自足的超脱立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军之用。但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在对德战争上呢？西原龟三推心置腹地对段祺瑞说：“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段氏还未等翻译说完这段话，便站起来大声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　　　　　　　
　　这正是黎元洪所担心的事情。本来，参战与否，总统并不在乎，但如果北洋集团藉此扩充军力，最后用于国内的南北战争，那就后患无穷。　　　　　　
　　在内阁会议上，各部总长对向德提交抗议和绝交，一口赞成。段祺瑞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到总统府报告内阁意见。黎元洪顾虑重重，他拒绝在绝交案上盖印。段祺瑞勃然大怒，连夜去了天津。这是官僚们用罢工的手段来压迫总统屈服。　　　　　　
　　黎元洪马上就屈服了。　　　　　　
　　4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大多数议员都赞成中国参战，投票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　　　　　　
　　然而，一片反对之声从南方卷地而来。孙文猛烈抨击政府失策。代表南方利益的国会议员，也在各种场合指责政府行事过于草率。他们和总统一样，担心北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实力。　　　　　　
　　这股强大的震波，甚至一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担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博士——　一位只有29岁的年轻外交官——正在争取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他遇到了意外的困难，国内纷纷谴责这笔贷款被北洋集团用于和国内反对派打仗。　　　　　　
　　顾维钧颇感郁闷，但他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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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大国的迷失（58）　　　　　　　　
　　黎元洪不胜懊悔，他决心不再让步。当段祺瑞提议即时对德国宣战时，他一口拒绝了。段祺瑞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主张的人，他几乎立即就通知各省督军晋京，这意味着他要用军人来干预中央政治了。　　　　　　
　　督军与清代的巡抚、元代的中书省，一脉相承，辛亥革命后的起义省份，成立军政府，一律用“都督”名称。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为了这个名字，你争我闹，最后改称“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土霸王、土皇帝，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无异。陈独秀在1918年为这些人下了一个定义：“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　用词虽然刻薄，但大体没错，督军与土匪的区别，只是一个领了合法经营牌照，一个是无牌经营而已。有了督军，中央陆军、参谋两部，都可以裁撤了，因为没有督军同意，它们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4月25日，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直隶、山西、山东八省督军，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区的都统、安徽省长都来到了北京。黎元洪几乎每天都接到有关地方军阀到京的消息，他目瞪口呆了。这个庞大的“督军团”，使首都空气变得骤然紧张。　　　　　　
　　督军们不少在倒了台的旧王朝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除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之外，其余均足不出国门，他们出身于贩夫走卒、市井流氓、绿林好汉，和江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大老。他们深信，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　　　　　　
　　4月29日，督军们在国务院开会，段祺瑞拿出一块白缎，上书“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大字，请督军们签名。这个场面可笑复可悲，督军们当真以为他们的签字会比法律更有效力。　　　　　　
　　伍廷芳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作为一名法学家，他马上果断地和军方分手了。他曾经试图阻止军人们的胡作非为，但没有用，他是对牛弹琴。　　　　　　
　　在一次督军团会议上，陆军部的高级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不赶走黎元洪是没有办法的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大惊失色：“这是非常举动，本人不敢与闻。”文人比武官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叫嚣的严重性，而且张国淦又是黎元洪的同乡。这种危险使张国淦和伍廷芳一齐递交了辞呈。　　　　　　
　　这时，狂热的督军们不合时宜地对粤籍财政总长陈锦涛发起攻击。据说一名商人曾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被陈锦涛揭发。该商人反告陈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字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　　　　　　
　　军人们借题发挥，把陈锦涛赶了下台。另一名西南派阁员交通总长许世英也因贿案被罢免。堂堂中华民国的内阁，罢的罢，辞的辞，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只剩下段祺瑞和海军、农商、司法三部总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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