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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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回忆说：“我的俄语还行，可我的中文并不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学机械的，专业还是比较熟悉，涉及到术语和专用名词，比一般的翻译可能要强一些。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的有关机械的主要项目的谈判。”
谈判的项目很多，比如东北的第一重型机械厂、沈阳的机床厂、洛阳的拖拉机厂、哈尔滨的一些厂子建设的谈判，他都跟沈宏参加了。但给陈祖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汽车制造厂建设这一项目。他后来对汽车感兴趣，毕业实习又去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又到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方面的谈判。参与这方面的谈判，对陈祖涛的影响大到决定了他的一生。
到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定了，其他谈判也都顺利展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准备启程回国了。一天，陈祖涛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中国的留学生。
陈祖涛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们在预定的时间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留学生中间。毛泽东讲了话，主要是要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中国建设服务等等，讲的并不长。这是陈祖涛第一次在近距离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等讲完了话，陈祖涛就看见###他们那批“四八二一”的学生，一下子把毛泽东围了起来，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给他们题字。陈祖涛觉得挺新鲜，过去还真不知道请领袖签字这么回事。
他也感到这事挺有意义，就也掏出笔记本凑热闹，加入题字的行列。当他挤到毛泽东身边，递过笔记本时，毛泽东问了一句：“你是学什么的？”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毛泽东遂在他的笔记本上题道：“机械学很好，学好了有用。毛泽东”
陈祖涛端着笔记本看了半天，心里很高兴。过了一会儿，他见许多留学生还围在毛泽东身边，就又凑到毛泽东跟前让他再给自己题一个。这次毛泽东什么话也没说，挥笔写下：“前途光明，同志们奋斗。毛泽东”两个题字，都是用钢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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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大的事也要斯大林操心
13、芝麻大点的事，不该让斯大林操心的
1950年10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请求下，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赴朝抗美。苏联最初是中国出兵援朝的积极敦促者，但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际，斯大林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既劝阻中国出兵，也不提供原先承诺的空中支援，慨然应允的提供武器装备义务也不兑现而变为有偿的了。
因此在中国抗美援朝期间，中央领导人常常为军援的事找苏联人商议。陈祖涛记忆中赴苏联进行军援谈判的先后就有李克农率领的代表团（毛岸英也随他去了）和徐向前率领的代表团。
后来，陈祖涛作为翻译，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谈判。也不知是不是重大的、主要的问题高层都谈好了，他参与的那些商议从没有什么重大的内容，总是为了一点点小事，一些枝节问题反复纠缠。他那时还年轻，就觉得很奇怪：这么芝麻大点的事哪是该斯大林操心的，可他们就总是在这些小事上较真儿。
陈祖涛记得有一次，周总理亲自写了封信，给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笔迹，周恩来签名“来”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就是那次领略的。当时中国驻苏联的大使已经由张闻天接替了王稼祥，张闻天按程序将信交给了苏联外经部副部长科瓦尼。
涉及到中苏商务军援的事务，都通过科瓦尼联系，只有通过他才能与苏联的军方对上话。苏联在许多事情上很死板，你不能自己到处瞎联系，和哪方面接触，必须通过某个指定的人联系。
周恩来在这封信里说的是什么事呢？是关于飞机轮胎的事。当时中国空军在朝鲜作战，用的是苏联的米格飞机。因为飞机的轮胎在高速着陆时很容易磨损，作战期间轮胎的消耗比较大，而制造这种轮胎又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工艺，中国当时并不掌握。所以周恩来写信希望苏联把这种制造技术和工艺传授给中国。
交信时陈祖涛跟着去了，后来苏联人说：好，好，好，技术提供给你们。这件事相对于那么一场大战争来说，是多小的事啊，可都得由周恩来出面，由代表团或大使一次次去谈。
陈祖涛记得还转过一次周恩来的信，那是因为在北京东郊建火力发电厂的事。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签署以后，中国方面发现漏了北京供电设施建设一项。周恩来又写信给苏联当局，提出希望增加一个项目。
“窝藏”了毛岸英的笔记
14、周恩来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
苏联的一般大学都是5年毕业，但鲍曼高级技术学院的学制则是6年。按正常情况，陈应该是1951年秋天毕业。但中苏建交后，中国的领袖和政府官员到苏联频繁起来，陈祖涛他们对祖国的情况更加了解，早一点回到祖国，尽早地投身祖国建设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于是，陈祖涛在1951年初就提出希望将毕业答辩的时间提前，校方同意了他的请求。
陈祖涛之所以想提前毕业，除了回国的心情急切外，还因为好朋友赵世炎烈士和夏之栩的儿子赵施格与他相约一起回国。赵施格已在1950年秋季毕业于苏联的冶金大学炼钢专业，他的中文不太好，想和陈祖涛就伴，陈祖涛觉得不能让朋友久久等待。
1951年的2月，陈祖涛顺利通过了答辩，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理好了各种回国的手续并打点好了行装。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因为在毛岸英回国后，陈祖涛为了照顾毛岸青，搬进了原先毛岸英和毛岸青同住的柳克斯国际旅馆的房间。毛岸英回国走得很匆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柳克斯，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他在苏联的日记等文字的东西。
陈祖涛住进柳克斯时看到了这些东西，就对毛岸青说：“这些东西我们应该保存好。”毛岸青同意由陈祖涛代为保存。陈祖涛毕业回国时，把这些文字东西都放进自己的一个旧箱子里，一起带回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因为父亲还在苏联，亲生母亲不在北京，自己没有立即分配工作，陈祖涛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他马上就想到了张琴秋妈妈，他当年刚从老家到延安时，就和已与父亲结为夫妻的张琴秋住在一起。此时，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就在北京。
由于长期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陈昌浩一直留苏联，张琴秋和他脱离了夫妻关系，与原四方面军的卫生处长苏井观结婚。新中国成立后，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与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军的妻子李德全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陈祖涛住到张琴秋家时，他在苏联就熟悉的张琴秋的大女儿、陈祖涛要叫姐姐的张玛娅也住在这里。她在帮助陈祖涛收拾东西时，看到了他的旧箱子，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问：“你这个破箱子放哪里呀？”陈祖涛说随便塞哪都行，她就把箱子拿到了堆放杂物的阁楼上。
后来陈祖涛匆忙返回苏联，一呆又是4年，再回国后就一头扎到东北，全身心倾注于中国的汽车工业生产，把自己有一只装有重要资料的箱子还放在张琴秋妈妈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造反派在批斗陈祖涛时突然说：“你窝藏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毛岸英的笔记，该当何罪？”他仍因事隔久远，一下子都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很显然，张琴秋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抄了，造反派在她家发现了陈祖涛留在那里的箱子。但陈祖涛在被批斗之后，又长时间被关押和在东北农村下放，箱子及箱子里的珍贵资料被辗转到了哪里，至今不得而知。
说到陈祖涛刚回国不久就又返回苏联，这里稍做交代。他和赵施格回到北京，关系转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管理。在她的安排下，陈祖涛、赵施格周末参加了在春耦斋的舞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
一天，在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不知是李富春还是蔡畅说了一句：“你们在国外呆了那么久，刚回来，应该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祖国现在的情况。”于是，帅孟奇就带着他们在全国转了一圈。南到广州，东到上海，中到武汉，直到8月才又回到北京。
又有一天，陈祖涛和赵施格碰到了周恩来。在交谈中周恩来问他俩：“你们是学什么的？你们想到那里去工作呀？”赵施格先回答说：“我是学冶金的。”周恩来随即说：“好，那你就去鞍山钢铁公司。”当他把目光转过来时，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但我对汽车很有兴趣，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我都去实习过。”
陈祖涛之所以后面要带出这么一大串话，就是因为他在苏联参加了关于兴建汽车制造厂的谈判，已经萌发了置身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念头。周恩来听了，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刚好我们正在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方案就在苏联搞，你去参加那里的工作。”
“我去苏联找谁呀？在苏联我就知道我的学校，别人我和谁也没关系呀。”陈祖涛说。周恩来说：“你就去找张闻天大使。”此时第一任大使王稼祥因病不能返任，张闻天接替他到了苏联。周恩来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对陈祖涛说：回苏联的手续可以去找马列，到苏联就先住在中国大使馆里。
马列是当时周恩来的秘书，陈祖涛去找他时，他对陈祖涛说：“你呀，还是拿着你的苏联护照，以苏联公民的身份先回去吧。否则你要先改了中国国籍再申请去苏联，手续太复杂，按苏联的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拖很长时间。咱们等不起。”
陈祖涛就到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办理了“回国”的手续。他带着周恩来的信，回到苏联。当时驻苏大使馆是国民党的老使馆，在莫斯科城东克鲁泡特金巷13号。陈祖涛见到张闻天时，张闻天对他说：“你到刘英那里去报到。”
于是，陈祖涛在苏联开始了他投身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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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他有许多话埋藏心头很久了，一直没有说。在一次新四军史研究会上，人们谈论到新四军军史编纂的话题，使叶正明深受触动，他表示愿意讲讲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几天后，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显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找出了一些他家珍藏的资料；在夫人的陪伴下，身体状态不是太好的他侃侃而谈，从上午一直到了午后。
周恩来安排他们一家团聚
1、叶挺被强行扣押后，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警卫参谋颜太龙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
由于知道叶正明自1943年后，曾和处于软禁状态下的父亲叶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他13岁，跟着他的还有四弟华明，五妹扬眉。所以我们向他询问为什么是他们三个，又是怎样到父亲身边的。
叶正明遂将此事原委缓缓道来：自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他的父亲叶挺被强行扣押后，相继流转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5、6月间，驻湖北宜昌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直逼国民党第六战区门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与之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
国民党方面出于政治需求，称此为“鄂西大捷”大加张扬。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烘托气氛，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在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鄂西战区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叶挺有一面之交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致拒绝。
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以往关于他们这次会面的记载，多为陆诒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如何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高潮，一起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以及陆诒告诉叶挺：“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关心叶挺的处境，非常赞赏叶挺的气节。两党谈判此刻仍在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到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希望你耐心等待，善自保重。”叶挺则要陆诒转告中共中央，他深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他对此从“没有动摇过。”此外，再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然而，此后的事实是，叶挺的子女们，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蒋介石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过去并没有人清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中有什么关联和默契。
叶正明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他们家人的团聚是他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得允许的，这种说法不对。他们叶家的孩子曾找过那一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参谋的颜太龙，问他们一家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他还告诉叶正明，此前他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他们的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陈诚将叶挺希望赴桂林与家人团聚的请求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考虑到参与“福建事变”，几度高张反蒋旗帜的粤军老资格李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