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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

特别经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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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难道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吗
在杭州反省院,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
  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唐姓人士,他指控徐明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
  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说我上课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
  那人确实提不出什么确凿的事实,只能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徒!”
  徐明清更是步步紧逼说:“我是他的学生。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起来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开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号子里,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见不到任何人,也见不到一丝阳光。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对徐明清积极采取营救。陶先生曾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
  正是在陶先生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

离沪前,火车站与江青一见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直接找驻西安东北军工委的同志接头。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因为不断看到这些传闻,使徐明清感到疑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浪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徐明清觉得唐纳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讲一口吴侬软语。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才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刻的样子和她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 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给徐明清留下了许多猜测。
  火车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话,便匆匆分手了。当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江青仍站在月台上向她挥动手臂。
  

徐明清惊讶:李鹤,你怎么来了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

江青道出了真正来意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黄敬的延安之行影响了江青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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