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
海开战后于 ８、９ 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而奋斗；（２）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３）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４）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
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
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
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
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
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
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
１．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２．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３．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１９３８ 年 ４ 月逃向国民
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 １８ 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
上公开化了（见表 １５）。到 １９３９ 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
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
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 １５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１９３７ 年 ７ 月—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洛 川 会 议 。陕西洛川，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０ — ２５ 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 的 积 极 分 子 会 议 。延安，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 治 局 会 议 。延安，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９ — １３ 日。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 治 局 会 议 。延安，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３ 月 １ 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 扩 大 ）。延安，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９２８ 年六大与 １９４５ 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 １９４２ 年的整风会议和 １９４５ 年 ４—６ 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
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
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 1940 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 10 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 50 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279 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
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
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
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
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
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
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
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
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
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
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
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
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
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
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
度。１９３７ 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１１ 月 １２
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
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
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
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
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
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 １２ 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
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
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 １９３８ 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
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
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
①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6—267 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
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
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
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 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 ３ 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
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１９３７ 年 ８、９ 两月，他们被集体
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
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
中作战。新四军是以 １９３４ 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
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
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 １２０００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
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
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
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
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
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
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
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
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
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
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
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
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１）日本的战略进攻；（２）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３）战略反
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
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
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
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
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
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
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
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
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
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82 页，《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5 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 １９３８ 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
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 １９４２ 年或 １９４３ 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１９３５ 年 ８
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
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 ４ 章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
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
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到达。但是张无法
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
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