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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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 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 １９３８ 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
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
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帐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
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
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
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
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
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
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巩固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
并从中得到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发动中国事变的理由是利用中国的劳力和
资源来增强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国的广阔领土上耗尽其财富。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
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
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
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①日本的当权者们仍意见分歧，并
且互相竞争；他们多方设法以求改善其处境。他们对蒋介石展开新的和平攻
势，同时力求建立一个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的”国民党政府，汪已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逃离重庆。他们招揽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还采取强
有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建立地区性控制并消灭反对力量。
① 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 303
页。
与国民党的“磨擦”
共产党人用“磨擦”这个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战争中期他们与国民党人的
冲突。到 １９３９ 年，许多观察家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出乎意料的真诚
协商开始渐趋消退。１９３９ 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共
产党的措施。①军事冲突始于夏季，持续到秋冬，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这些冲
突多数发生在华北根据地及其周围。共产党把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之
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当然，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进攻者，
而称自己是对无理进攻的自卫。但从战略上看，这次华北“高潮”是国民党
为制止中共擅自扩张到指定地区以外，并在已经丢给共产党人和日本人的地
区恢复权力所作的一次努力。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坚持要维护他的法
权，而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
内，封锁部队几达 ４０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
央军。封锁阻止了共产党的进一步扩张，特别在甘肃和绥远，并终止了陕甘
宁与在邻接苏联的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新
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 １９４２ 年被害。在甘肃－陕西边界和陕
甘宁东北角长城沿线绥德附近，当封锁军刺探薄弱地点时，爆发了激烈的战
斗。贺龙第 １２０ 师的一些部队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调回，以加强陕甘宁
的正规守备。
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 １９３９ 年中断
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
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和地方势力也谋求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挤入共产党视作他们
根据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地区。共产党反对这些企图，他们有预见
地谴责他们的对手危害抗战和损害人民利益。“磨擦专家”据说是为日本人
及其傀儡效劳。共产党注意到地方部队与日本人的勾结日益增多，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严肃的所谓“曲线救国”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军队以
为将来反共之用。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求避免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
开决裂。在公开场合，中共一贯把这些军事冲突描绘成地方指挥官超越上级
命令挑起的，尽管他们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提法，
这使共产党的强烈反应显得正当有理。
毛泽东宣布对付这些攻击的总政策是：“有理、有利、有节”。①换句话
说，当共产党能够表明打是正当的，以及当他们能得到好处时，他们就应该
打。但他们的进攻不应超过国民党容忍的限度，不应损害他们在公众中的无
私爱国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装应尽可能将主动权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
定何时交战，是否交战，何时休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与阎锡山的决
裂。整个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紧张气氛一直在增长，因为阎及其与旧军有联
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决死纵队与共产党军队搅在一起了。
①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
斯莱克：《敌与友》，第 97 页。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4 页。
当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据地和敌占区时，阎被迫流亡到黄河对岸的陕西秋
林。１１ 月，阎命令他的旧军在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协助下解除决死纵队的武
装。经过接着发生的血战，这些部队一个个脱离了哪怕是名义上的省的控制，
完成了与共军的会合。３ 万多人投向共产党。一个国民党情报员沮丧而颇有
辩才地概括道：
这是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段。起初他们满口甜言蜜语，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开局
面，为其行为作掩护……但是，一旦他们羽毛丰满，一旦初步的基础已经打好，他们立刻就翻脸
咬人……我们心中曾料到结局可能是这样，但不知道情况发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这竟会在中
共号召“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之声响彻云霄之时发生。①
约一个月以后，在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到 ３ 月，八路军部队打退了这次所谓的高潮。
张荫梧部在冀北平原被击溃缴械。在冀南，朱怀冰和石友三同国民党任命的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一样被赶出根据地。虽然在这一地区仍留有少数非共产党
武装，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属部队的严重威胁。
中共指控石友三与日本人勾结，经证实后，石友三于该年晚些时候被中央政
府处决。
１９３９ 年末，中共中央当局声称，“而现实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
只有山东与华中”。②中共仍试图在这两个地区开辟他们能活动的根据地。
山东局势混乱。日军入侵后，国民党所属部队多数留在省内，因而共产
党的武装和根据地比西边薄弱和分散。直到 １９３８ 年后期，徐向前和罗荣桓指
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 师和第 １２９ 师的大部队才进入该省，与山东纵队和地方游
击队（包括近遭日军杀伤的一支大部队的残部）会合。①这些行动导致与日军
和各种从属于国民党的团伙冲突，当时他们都比共产党人强大。直到 １９４０
年后期，中共与这些国民党军的冲突比与日军的冲突还要残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国对手互相严重猜疑，而且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
样。主要的国民党军队并未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蒋介石，他们归独立的、
有时是桀骜的地区司令官指挥。共产党的策略被概括为几句口号：“发展进
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取悦上层，罗致中层，袭击下
层”；和“争取于学忠，孤立沈鸿烈，消灭秦启荣”。②然而，不像其他华北
根据地，共产党人花了几年时间都不能使山东的国民党军保持中立，若不是
日军扫荡削弱了他们，共产党人当时甚至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
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徐向前声称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他承认山东还不
是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东－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区、鲁中泰山周围
和半岛最东端附近最为成功。他承认其他地方“进步力量尚弱”。八路军正
规部队可能有 ７ 万人，远低于党中央的要求——１５ 万正规军和 １５０ 万到 ２００
① 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42 页。
② 《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 年 1 月 28 日，《中 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卷，第 138 页。
① 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
年），第 75—77 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
1938 年 11 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②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94 页。
万自卫队。③事实上一直没有实行系统的经济改革。大家熟悉的没收、征收救
国粮、捐献和公债与传统的税收体制并存，只是对后者加以调整，以照顾较
贫困的农民。
与在北边相比，共产党在华中的扩张更充满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大规模
冲突的危险。鉴于华北大部分“磨擦”是因共产党迅速扩张到半真空地区引
起的，中共在华中建设根据地的尝试要求他们取代与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有密
切联系的现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任务最初由第六支队（皖北和江苏）和第五支队承担，
并得到黄克诚率领的 １５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００ 八路军强有力的支援。当陈毅的第 １ 支
队通过管文蔚的地方武装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达江北时，他们也积极地参与
了。这一扩展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项指示的响应，这些指示经过 １９３９ 年后
期进入 １９４０ 年时变得愈来愈紧迫了。这使得江北的新四军与安徽和江苏国民
党当局，特别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领导的军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和尖
锐。
然而，江南的项英并没有直接向重庆的指挥官们提出挑战。或许如毛后
来指责的那样，他曾受王明影响，或许他别无选择。他的部队——三个支队
加上新四军总部——在数量上远不及顾祝同的国民党军队，更不要说日军和
伪军了。虽然毛坚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
地带是一个罕见的困难环境。项英和他的同伴们于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在华
南山区面对残酷的围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韧性和
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
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
力量平衡。然而，到 １９４０ 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
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
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
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是在整个 １９３９ 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
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１９３９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
“总裁”，②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１９３９ 年夏、
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１１ 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
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
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
③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107 页。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9 页。
② 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
者。
民主主义论》写于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
③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
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
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
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
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
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
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预，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
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
基础的涵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
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