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
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
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　１３　个县中，１９４１
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　３４％到　７５％之间。迟至　１９４４　年，江苏一个
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　６０—８０％，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
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
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
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
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证
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
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
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
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
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
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
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
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


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50—153　页。



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
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
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
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
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
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
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推行
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
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
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
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
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
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
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
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
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
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
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
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
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
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
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
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
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
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
批评会。然而在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
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
存。到　１９４０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
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
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
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
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
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
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
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
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５　月）和中途岛战役（７　日）清楚
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８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
本发动进攻。
１９４２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
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　１９４３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
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
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
延长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
事进攻做准备。①自　１９４１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
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
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
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
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　６　月陷落，衡阳于　８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
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
的文官于　１２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
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
伤亡　３０００００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
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　４０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
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
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了，当时正遇上了　１９４４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
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
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
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１９４４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　１９４４　年下半
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
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
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
—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机会。到　１９３８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
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
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
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
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
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
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当一号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73—82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
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
１９４１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
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
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
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
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
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日军
伪军


华北
２２００００
（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


华中
２６００００


华南
８００００


约　４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６００００
（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
（３）伪民团和警察
小计
总计
约　２０００００
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　１５００００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
近　３５００００　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
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
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
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情况如
表　３０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
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５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
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　１６），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
期，中共发展了约　１０００００　人（约　１５％）。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宣布有党员　１２０　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　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
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　３１　　　（参见表　１８）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