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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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
粮食。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
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
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
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
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
的称呼。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
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
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这一点在那时
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首 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
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
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其次，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和谈
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
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
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
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这一
印象增强的，是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对重庆较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
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
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
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①
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
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政府应对在掌权的 ２０ 年期
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
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国民
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
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曾
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
① 关于较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 F·梅尔比：《天 命》，第 88—89 页。关于
国民党右派对较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 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 4 卷，第
1585—1587 页。
北伐战争后的 ２０ 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
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
治领导权。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
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
团的核心。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
要的部分。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
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
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
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
法。①
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
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
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
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
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
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
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
《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 １９４７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
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
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
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
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①
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例如
储安平期望 １９４６ 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
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
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
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
意见。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
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②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
最终的目的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
①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第 2 — 3 页。关于后来基于
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 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1945 年》。
②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 年 9 月 7 日，第 3 — 4 页。
①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 年 10 月 25 日，第 5 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 6 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 的用意》，《观察》，1947
年 4 月 5 日，第 7 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 1947 年 1 月 25 日，第 10 页；余才友：《论今天
的学生》，《观察》，1948 年 4 月 24 日，第 18 页。
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
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 １９４６ 年感到无望时就已
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
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
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
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
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
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
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
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
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
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
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
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
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
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
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
“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 １９３７ 年以后
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
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
削帐的斗争，１９４３ 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
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
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
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
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
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
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
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
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
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
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
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
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
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
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
象发生后，再去改正”。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
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
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
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
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0 页。
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
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
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
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
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
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
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
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
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
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
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 １９４３ 年日本
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
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 ４０
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
形成的。
１９４５ 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
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
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
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
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
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
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
将得到承认。①
１９４６ 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但
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
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
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
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
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