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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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
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
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
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
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
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
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
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０　年，当时
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
的支持。《北华捷报》在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写道，“与不到　１８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
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
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
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
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
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
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
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
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
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
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
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
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
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
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
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
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　２０　世纪，民众拥护才
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
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
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
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
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　年　5　月　20　日，第　297　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4　期（1933　年　6　月　19 日），第　2　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19—123　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
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　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
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
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
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　１／５　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　６０％至
７５％——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　１２％到　２５％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１９３５　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　１９３７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　７０％。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
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
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
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
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
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
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　１０　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
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
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　１０　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
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
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


②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98、507—508　页。
①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161—　207　页。（译者按，此书
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7　月出版。）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 也
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
1927—1937　年》。
②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67—242　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
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84—298　页。



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
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
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
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
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
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
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
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
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
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
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
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
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
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
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
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
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
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　ＣＣ　系、政学系和黄埔
系。
ＣＣ　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
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　１９１６
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　１９２６
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１９２７　年　６　月，他们
首先建立以　ＣＣ　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ＣＣ”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
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
同志会，尽管有关　ＣＣ　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①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
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ＣＣ　系成了
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
年团体和工会。ＣＣ　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
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　ＣＣ　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
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
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
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
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８　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①
蓝衣社在　１９３２　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
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
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
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
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
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
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　29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290—291　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
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　CC》，《新闻天 地》，第　20　期（1937　年　2　月　1　日），第　13　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
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
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
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
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　１９３５　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
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　３０　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　１０　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　１９３４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　ＣＣ　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