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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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政策比毛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
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
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
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
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
③ 1936 年 12 月 14 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 年台北版），第 222—223 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 170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
抗战与革命》，第 46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168—169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61 期，第 91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7—98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 １９３６ 年夏，中央调整了
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
作。④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
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
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
业生产的。⑤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
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
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
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
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
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
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
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
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
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
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１９３７ 年初，如 １９３６ 年夏——当
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
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
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
个主要政党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了。
③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91 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3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63—65 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 8 — 9、1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60 期，第 88 页。
第 ５ 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 １９３１ 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 １９３７ 年在南
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
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
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
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
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９ 年的戏剧性
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 １９１２ 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
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
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
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 １８６９ 年 １ 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
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
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
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
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
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 １９０９ 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
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
为可能。②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
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
记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６．６ 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
（０．３ 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一如往
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难免
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③
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
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
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
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
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１９１１ 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
① 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 1 卷，第 139 页。
② 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 233—234 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910 页。
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 ５０％，雇佣了大约 ７０％的人口。此外，各
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开垦，
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贫的
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①
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
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
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
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
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 １９２１ 年为上海主要
的报纸《申报》创刊 ５０ 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
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
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却不知
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策。读
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说农
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①
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
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当许多地区的农村市场体系受到来自外界的供需急剧变化的干
扰时，农业状况随之改变。在人口稠密地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要求重新
分配资源，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国家和地方管理部
门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经济资助，这种市场再调节付出很高的社会
代价。但在描述这些农业危机状况之前，概述和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
必要的。
① 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 29 页。
①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 210 页。
土地制度的状况
到 １８８７ 年中国大约有 ８７％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其余的属于满族朝廷、满
洲八旗、学校和军事组织，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②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农
村家庭并不仅仅务农，它的成员有的修缮房屋和农具，纺线织布，用草缏编
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农村调查
表明，每 １０ 户中可能只有 ６ 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 ５０％以上来自
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
老王庄，４ 户中仅有 ３ 户能被称为农民。③同样，在彰德（河南）①的宋庄，
１０ 户中有 ６ 户是农民。②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
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
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
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
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
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 ２０ 到 ３０ 个
村服务。③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 １９ 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
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④
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
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
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
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⑤在有些市场上，
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
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
争。①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
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 １００ 公里），１９３０ 年
有大约 １９０ 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2 页。
③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2 卷，第 68 页。
① 原文 P′eng…te 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 P′eng…te 购买土地。根据中国文献
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②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3 卷，第 22 页。
③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 2 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 26 卷第 2 期（1965 年 2 月）；
见第 18—19 页。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103—104 页。
⑤ 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 6 卷第 2 期（1916 年 6 月），第
309—323 页，见第 309 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 7 卷，第 225 页。
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②最后，考虑一下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１４ 年汉口稻米的上市
情况：
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
家嘴码头。有 ２０ 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的利
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米供
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均不
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③
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
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
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
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
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