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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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②因此，　１９３７　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
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
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大约　３０　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　８　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大约　１７０　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
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
令人忧虑。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第　３　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
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
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７　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　４００　多位头面人物
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
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
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
经开始的　７　月　１６　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
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
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
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
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97　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　217—223　页；于尔
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580—585　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　3　章，1932　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292　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　324—326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
争，1937—1941　年》，第　6—10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　年　7　月　23
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
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
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
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
被国防最高会议（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
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
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
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
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
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
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
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
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
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
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
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
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
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
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
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
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
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
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
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
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
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
务已好些年了，在　１９２４　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
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
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
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
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
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


① 《中华志， 1937—1943　年》，第　321　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8　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 第　1152　页；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7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86、322—　323　页。



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
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
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林
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
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１９３８　年初在武
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
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
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
选出来的　２００　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
共产党得到大约　５０　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　７０　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
超过　８０　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
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
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
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　１９３９　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
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
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
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
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　１９３８　年依旧对国民党
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
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
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
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
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
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
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
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14　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26—1227　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　年》，第 89—107　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4　册，1731　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
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
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
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８　月
１０　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
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１４６　家工厂重　１５０００　吨的设
备，随同　２５００　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
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
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
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
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
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
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　６２３　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
（其中大约　３／４　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
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３７０００　吨）。另外，还有　１１９　家纺织厂重
３２０００　吨的机器，以及　３２０　家机器制造厂重约　１９０００　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
厂迁移的有　４２０００　名技术工人，其中　１２０００　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
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　１２００００　吨，相
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
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
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
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
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
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
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
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
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　５—７　年的时间内获得　５—１０％的利润，并获准低
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
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
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
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
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
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
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


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10—13　页；李紫翔：《抗战
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12　月　13　日），第　27—33　页；许涤新：《抗
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33—44　页；《中
华志，1937—1943　年》，第　436—43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211—218　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42　页。
② 《战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