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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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银行家的转角处，一个老太婆正弯腰在路光灯下拾垃圾，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然后后退，一面喊道：“哦！我还以为是只特别大，特别大的狗呢！”他的第二个“特别大的”是用那种恶毒的刻薄音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微可以把那味道表现出来：是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狗呢！老婆子直起了腰，满面是怒容。
“戴铁枷的小鬼头！”她咕咙着，“要是我没有埋着身子，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却早已跑开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老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完全挺起了腰板，路灯将微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率到嘴角。她身体被黑影掩住了，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者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朝她仔细瞧瞧，说道：“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继续赶他的路，放开喉咙高唱道：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唱了三句后，他便不唱了，他已到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下死劲儿地去踢那道门，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我的老天爷！门要被踢破了！房子要被捅垮了！”孩子没有理踩她仍是踢着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又是你这个小坏蛋！”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老太婆脸上带着复杂而奇怪的表情，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有看得见。她回答说：“家里没有一个人，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爸他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 899页。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
那孩子挠挠自己的耳朵，望着毕尔贡妈说：“啊！”接着他提起脚跟，做了一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声音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踩在高跷上。谁打他的下面过，还得给他两文钱。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第一卷几页历史一有始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别和最使人震惊的时期。这两年，把它放在这之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就象一座山峰高高耸起。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这期间人们能看到许多悬崖峭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彼此依附的权益而形成的稳固组织，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起云涌中忽现忽隐。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看见真理——人类灵魂之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并不长，只为极短暂的一瞬，而且已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东西。
让我们来试试。那种难于介定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便是王朝复辟；这里有疲惫、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这样的时期是特别的，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往往都看不清。开始，公众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他们要安安静静地度日。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感谢上帝，全都见够了，再也不想再见了。人们宁愿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愿为伊弗它王②而舍弃拿破仑。“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亮起程，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累垮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忠诚疲倦了，英雄主义衰退了，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寻觅觅、追求索娶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得到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悠闲，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了出来，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稳居于社会，并且已稳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也是这样的要求。
时代需要保证，保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在拿破仑垮台后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真是再简单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马罗马人。
②伊弗它王（Roi d'Yveto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不过了，它认为世问所有都是它给的，给过之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什么也不能享有，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小树枝，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了那么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收回来。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明白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赐予的。
它满腔怒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不可遏，我们采用一个不大好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常用而准确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发现了。
它以为自己很强悍，因为帝国在它面前象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移走了，它却不知道它自己也正是那样移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以为自己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其实它打错了算盘；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全部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非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活在人民中。形成这些深入土地中，生机勃勃的根须的，绝非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四处伸展，王位底下却没有。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家族，是历史上一个明显和流血的伤疤，但它已不是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抛弃，确也把它抛弃了二十二年，同样有办法继续存在下去，而他们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 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发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培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想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大多数谬见导致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承诺，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令人感叹！它所谓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躁畸，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以为自己打败了波拿巴，已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觉得机会来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出现在法兰西的政治舞台上，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的根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崩溃了。它的崩溃是应该的。可是，也应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在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已习惯于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和平中的强盛，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名国来说，成了具有鼓动性的东西。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不再吹，火炬又被点燃了。人们望见在宁静的山巅上闪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情景。在这十五年中，不论是在和平环境还是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在思想家看来已经过时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王朝的倒台是充满了伟大气魄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王冠，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显示了体面，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那种敢于直面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一张方桌，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垮塌中的王权更关心。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对这种可笑而琐碎的作法都非常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强大的力量，因而不曾动怒。人民保护着自己，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到此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玉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柿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带着凄凉和警慎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王族中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应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繁荣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胆大，敢于反对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超过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七月革命即刻有了它的朋友和敌人。一些人欢天喜地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却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开始都象黎明前的猫头鹰，闭上了双眼，伤心，失措，直到快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惊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怒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异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动荡，它对被打垮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仇敌来对待并让它流血的光荣也不给。专制政府总爱看见自由体制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该进行得那么迅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怒、最惊惶的人全向它表示了敬意。无论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有多么重，从各种事态中却显示出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在这里感到一种高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辉煌灿烂的东西。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此开始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儿来的，胜利的人权从不需要运用暴力。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就是永保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便在表面上是最迫切的，即使是当代人所最欣赏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所含的人权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进尔（Guillaume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大少或根本不含有人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难以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马上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糟糕作家，他只是事实而已。并且这不仅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这样。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结束战斗，让纯净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进入事实，事实也进入人权，这正是哲人的工作。
①马基雅弗利（Machbvelli，1469一 1S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二无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