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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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我哥答道：“‘他们要比我疲劳些。’“‘不，’那人接着说，‘他们的钱多些。您穷。我看得出来。您也许连本堂神甫也还不是吧。您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吧？岂有此理，如果慈悲上帝是公平的话，您理该当个神甫。’“‘公平两字远远不能全部表达慈悲上帝的好处。’我哥说。“过了一会，他又说：“‘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那是指定的路程。’“我想他准是那样说的。随后他接下去说：“‘明天一早我就得动身。这段路是很难走的。晚上冷，白天却很热。’“‘您去的地方倒是个好地方，’我哥说，‘我家在革命时期破了产，起初我躲在法兰什？康地，靠自己的两条胳膊作工度日。我的毅力好。在那里我找到很多工作，只要我们肯去选择的话。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规模很大的钟表制造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在洛慈、夏蒂荣、奥当库尔和白尔，这些厂都是很大的。’“我想我没有弄错吧，我哥说的那些名字一定就是这几个了，随后他自己又把话打断，对我说：“‘亲爱的妹妹，我们有些亲戚是住在那里的吗？”“我回答说：“‘我们从前是有过的，在那些亲戚里有德？吕司内先生，革命之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卫戌司令。’“‘对的，’我哥接着说，‘但到了九三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都只是靠自己的两只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您，冉阿让先生，将要去的那地方，有一种历史悠久而极有意思的实业，这就是我的妹他们叫做果品厂的那些乳酪厂。’“于是我哥边劝那人吃，边把蓬塔利埃果品厂的情况很详细地讲给他听。厂分两种，‘大仓’是富人的，里面有四十或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季可以产七千到八千个酪饼；还有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半山里的乡下人把他们的牛合起来大伙公养，产品也由大伙分享。他们雇用一个制酪工人，管他叫格鲁阑；格鲁阑把各会友的牛乳收下来，每天三次，同时把数量记在双合板上。四月末，乳酪厂的工作开始；六月中，那些制酪工人就把他们的牛牵进山里去了。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哥拿那种好的母福酒让他喝，他却不愿喝，因为他说那种酒贵。我哥带着您所了解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琐事讲给他听，谈时还不时显露出殷勤的态度。
他再三重复说那些格鲁阑的情况良好，好象他既迫切希望那人能懂得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而又感到不便直截了当开导他似的。有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那人的来历我已向您说过了，可是，我的哥，在晚餐期间直到就寝之前，除了在他刚进门时说了几句关于耶稣的话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能让那人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能让那人看出我的哥是什么人。在那种场合，似乎很值得告诫他几句，并且可以把主教压在罪犯的头上，暂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是别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可怜人，他也许会认为，在给以物质食粮的同时，还应当给以精神食粮，不妨在谴责当中附带教训开导一番，或是说些怜惜的话勉励他以后好好做人。我哥却连他的籍贯和经历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过去里，有他的过失，我哥仿佛要避免所有会使他忆起那些事的话。他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只说他们接近青天，工作舒适。他还说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罪过，正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唯恐他无心说出的那两个字含有要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琢磨以后，自信领会了我哥的心思。他心里想，那个叫作冉阿让的人，心中苦恼太多了，最好是装出完全没有事的样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使他认为他是和别人一样的一个人。那样，即使只是片刻，也是好的。那岂不是对慈善的最深切的了解吗？我慈祥的夫人，他那样撇开告诫、教训、暗示，岂不正是体贴入微，确实高明无比吗？人有痛处，最好的爱护，难道不是绝不去碰它吗？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哥心里的想法了。不管如何，我可以说，即使他有过那些心思，就是对我也未曾流露过，自始至终，他完全是平时那个人，那晚他和冉阿让进餐，正和他陪着瑞德翁？勒普莱服先生或是总司铎管辖区的司铎进晚餐一样。
“晚餐快完，大家正吃着无花果时，有个人来敲门。那是瑞波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我哥吻了那孩子的额头，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个苏，给了瑞波妈妈。那人到了这时候，已经不大留心，注意力也已不怎么集中了。他不再说话，显得很疲倦。可怜的老瑞波走了之后，我哥念了谢食文，随后又转过身去，向那人说：‘您可能很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大娘赶紧收拾桌子。我知道我们应当走开，让那旅客去休息，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楼。过了一阵，我又叫马格洛大娘把我房里的那张黑森林麂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里冰冷，那东西可以御寒。可惜那张皮已经旧了，毛已落光。它是我哥从前住在德国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多德林根城时买的，我在餐桌上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也是在那地方同时买的。
“马格洛大娘差不多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洗衣服的屋子里祷告了上帝，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谈什么。”
五 超然
和他的妹妹道过晚安以后，卞福汝主教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个递给他的客人，说：“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那人跟着他走。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那所房子的结构形式，到那间有壁厢的祈祷室里去，或是从里面出来，都得经过主教的卧室。他们穿过那屋子时，马格洛大娘正在把那些银杯盏塞进他床头的壁橱，那是她每晚就寝以前最后要做的一件事。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铺放着一张洁白的床。那人把烛台放在一张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晨，您在动身以前，再喝一杯我们家里的热牛奶。”
“谢谢教士先生。”那人说。那句极平静的话刚说出口，他忽然加上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如果那两个圣女看见了，她们一定会吓得发呆。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于肯定他当时是受了什么力量的驱使。是要给个警告还是想进行恐吓呢？还是他受了一种连他自己也不能了解的本能的冲动呢？他蓦地转过身来对着那老人，叉起胳膊，用一种凶横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并且粗声地喊道：“呀哈！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你这样近的地方吗？”他又接着发出一阵狰狞的笑声，说道：“您都想清楚了吗？谁向您说了我没有杀过人呢？”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那只关上帝的事。”
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仿佛一个做祷告或自言自语的人，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并未低头，他不掉头也不朝后看，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壁厢里有人住时，他总把一面大哔叽帷布拉开，挡住神座。主教走过帷布跟前，跪下去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祷。过了一阵，他到了他的园子里，散步，潜思，默想，心灵和思想全寄托在上帝在夜晚为所有尚未睡眠的人显示的伟大神秘的事物上。
至于那人，实在太困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他用鼻孔（这是囚犯们的作法）吹熄了蜡烛，和衣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熟了。
主教从园子里回到他的住宅时，钟正敲响十二点。几分钟之后，那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全都入睡了。
六 冉阿让
半夜，冉阿让醒来了。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第，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浑名，也是“阿让来了”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情感丰富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松松垮垮的样子，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父母双亡。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又诊治不当而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是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 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生活。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的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正如一种天职一 样，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头。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干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而消磨掉的。他家乡的人从未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考虑爱情问题。
天黑回家，他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 片肥肉，白菜的心，选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掩着他的眼睛，只管吃，仿佛全没看见，让人家眩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的斜对面，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家常便饭，他们有时假冒他们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里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把那奶罐抢来夺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得泼在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总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们的。冉阿让气冲冲的，嘴里唠叨个不停，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然后他就给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姐也作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了。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但却有七个孩子。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正准备去睡时，忽听见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拚命跑，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指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的枪法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好，有时他还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跟土匪差得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是有天壤之别的。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堕落腐化。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泯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逐出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①总指挥（共和四 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 Buona Parte②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③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赛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串铁链。冉阿让便是锁在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狱卒，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呆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它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所处的地位可怕以外好象还完全不明所以。或许在他那种知识全无的穷人的混沌观念中，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他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由得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边痛哭，边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 共做了七次，好象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一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测到，他所做的任何事都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被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被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会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人齐根锯了，它的那一撮嫩叶又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依靠，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命运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中，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囚徒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把那些东西忘了。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道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自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略略提到过一次，那似乎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的。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①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逼维也纳，用一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