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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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世纪的中叶，却有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 malure已被 larifla所替代。到了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随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一般：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大声歌唱啊，猛打牙祭吧！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人至死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种微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②安德洛墨达（Andromede），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
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勇气。这说明他们已克服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来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使它们的丑恶得以稍减，却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不变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巨大的暴动便将出现。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 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美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①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位先锋，狄德罗奔向美，杜尔哥奔向功利，伏尔泰奔向真理，卢梭奔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边和之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可胜数的极具破坏性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去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①的。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揭竿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某些浅雹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质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身其中，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都未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都未察觉。每发次生这样的事，总是严重的。痛苦产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和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多么可怕！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定要如此，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②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与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尤如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①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①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delaBrer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②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而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一动作中既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冕。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即人权。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了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没有中世纪。我们这时代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发生，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听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遇到，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
革命观即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成为责任感。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觉得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在诱惑面前人们的眼睛都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 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都没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衣衫褴褛的人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他们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对那些机智的人，我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发挥了它的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拿它当作笑料。
四 双重责任：关怀与期望
既然这样，社会的危险是否已完全消失？当然不。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会再冒让头脑晕眩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我们该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考虑那些生计无着的痛苦民众，为他们解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让他们的视野扩大，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各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样板，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样板，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强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象布里亚柔斯①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者，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是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政治的第一需要是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此处细谈，此处不是细谈之处。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才智和精神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知识是人生旅途中的食粮，思想第一重要，真理是粮食，好比稻麦。缺乏科学和哲理依据的智力必然枯竭。不吸取营养的精神和不吃不喝的胃同样可怜。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于饥渴的躯体更叫人痛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得不到光明而死去的灵魂了。
进步必然倾向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一天，人们会大吃一惊。人类既是往高处走，处于底层深处的阶层必将自然而然地从灾区冲出。贫困的消灭将由一次水平的简单提高而得以完成。
人们如果怀疑这种善良的解决，那就错了。
过去的影响在目前确实是很强大的。它会卷土重来。重获青春的尸体是骇人的。瞧！它大踏步地走来了。它好象是胜利者，这死尸变成了征服者。它领着它的军团——种种迷信，带着它的佩剑——专制制度，举着它的大旗——愚昧无知，来到了，不久前它刚打了十次胜仗。它前进，它威吓，它笑，它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至于我们，用不着气馁。让我们把汉尼拔驻军的营地卖了吧。
我们有信念，我们还怕什么？
思想并不比江河有更多倒退的余地。可是不需要未来的人应当多想想。他们不要进步，其实他们所否认的并非未来，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甘愿害暗疾，他们把种种过去当作疫苗来给自己接种。拒绝明天的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死去。因此，不要死亡，躯体的死亡越迟越好，灵魂永别死亡，这便是我们的意愿。
是的，谜底终将揭开，斯芬克司终将说话，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是的，人民在十八世纪已受了启蒙教育，十九世纪他们必将成熟。对此，只有白痴才怀疑！普遍的美好的生活，在将来，在不久的将来，定会象鲜花遍开，这一前景是天经地义，必然会到来的。
各种无限巨大的推力共同将人间的事物操纵，并在一定时期让它们一一 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平衡，也就是说，达到平等。一种天地的合力来自人道并统治人类，那种力量是创造奇迹的能手，对它来说，巧妙地排除困难并不比安排剧情的奇异转变更难。在来自人间的科学和来自上方的机缘两者的帮助下，它对被提出的问题里一些可能会使庸人感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并不惊讶。它从各种思想的综合分析中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并不亚于从各种事态的综合分析中得出教训，从进步的这种神秘威力中，人可以期望一切，有朝①布里亚柔斯（Briarees），神话中的巨人，是天和地的儿子，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一日，进步将使东方和西方在坟墓的底端相对，将使伊玛目①和波拿巴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对话。
目前，在这洋洋恢宏的思想长征中，我们不要止步，不要犹豫，不要有停顿的时间。社会哲学主要的是和平哲学。它的目标，它该有的效果，是从研究敌对的动机中消除愤怒。它调查，它探讨，它分析，随后重新组合。它通过切削的办法工作，它把各方面的仇恨全都切除。
人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社会会在一阵风暴中消亡，历史中有不少民族和帝国惨遭灭顶，有不少习俗、法律、宗教，在一天之内被一阵突然袭来的飓风全部摧毁。印度、迦勒底、波斯、亚述、埃及的文明都先后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其灾难的根源何在？我们不了解。这些社会，在当时真是无从拯救的吗？这中间是否有它们自身的过失呢？它们是不是曾在某种必然带来不幸的罪恶方面坚持错误，以致自招其亡呢？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绝灭中，自杀的因素应占多大比重呢？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覆盖在这些消逝了的文明上面的是一片黑暗。既然它们漏水，它们就被吞没了，再也没话可说。我们回溯已往的若干世纪，有如注视汪洋大海中的滔天巨浪，看见一艘艘特大的船：巴比伦、尼尼微、塔尔苏斯①、底比斯、罗马，在狂风恶浪的疾冲猛袭中，逐一沉入海底，不由心惊肉跳。但是，那边黑暗，这边却光明。我们不懂古代文明的病害，却知道自己文明的疾患。我们处处都有权利把它拿到阳光下来照，我们瞻仰它的美丽，也要率直地揭露它的丑恶。它哪里不对劲，我们便在哪里诊治，一旦查明病情便可研究病因，方可对症下药。我们的文明是二十个世纪的成果，它既奇形怪状，但也绚烂不凡，它是值得救护的，也定能获救。救助它已经不坏，开导它就更好。现代社会哲学的一切活动都应集中于此。今天的思想家负有一个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