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的艺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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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学位，花400元人民币就可在街上买到。他们是证书原件的精确完美的翻版，但是显然如果您看学位证书原件，就很容易识别假的了。
幸好有一个网站可供您核查学位的真假。2001年以后所有的学位都可查到，而且系统还显示带有证书主人照片、学号等信息的最终证书。
政府决策者如何帮助企业领导协调管理和聘用外籍专家，以支持对外投资和企业运作？
外国专家如何促进国内业务和对外投资项目的整合过程，从而将国外市场的投资和营运要求，转化或采纳成为中国公司的标准和实践呢？
英特尔（INTEL）领导谈论在中国的教训
尽管英特尔并不按国家来划分它的收入，亚洲（日本除外）占了其总销售量的一半。中国占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个人电脑（PC机）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销售的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地。
一位英特尔领导，每当和员工交谈时，都会强调：“我作为英特尔的领导，承诺尽自己的义务去管理它。但是，作为公司的职员，你们和我有同样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也是你们的公司。”
“这是个挑战。在美国，人们往往更加能从长远和战略性地思考问题。他们思想开放，行动迅速。我想，很多时候他们的挑战在于训练有素地执行（计划）。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30）
“在中国呆了10年以后，我观察到，中国有许多勤奋、忠实的雇员。但是他们不大公开地分享他们的见解或想法。
“并不是他们没有见解。但是如果他们不分享这些想法，很多时候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人没有策略’。
“很多时候你会惊讶，其实他们对于该行业、该市场、该公司面临的问题以及公司本应该作什么，了解得竟然这么透彻！”
政府决策者如何提供激励措施（比如，结构性的税收优惠），鼓励高等教育项目提供商务决策和领导课程，培养中国未来的企业领导人？
在对外投资和外国分公司业务的整合过程中，中国公司如何开发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体系，促进对外投资事业和各方面效率？
史密斯集团论在中国做生意
约翰？利托尔（John Lytle），一个全球工程公司史密斯集团的技术总监（CTO），在该公司进入亚洲地区后需要扩展他的关系网。
中国既是制造地又是销售中心，代表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商务地区。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在中国办事讲“关系”。要轻松办事，个人关系很重要，但是培育这些关系需要时间。在中国，这些关系是急不来的。
“从关系网的角度看，你得同某个曾作过此事的人共事，”利托尔说，“你不能以为，你可以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走进去就可以尽快把事情解决。你需要认识知道如何把事情解决的人。”这些人经常被称为中国老手（中国通）。
如果您想成功，您得有耐心。不仅因为关系，而且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忍受着日增的痛苦。“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去，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让我们去，而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利托尔说，“所以在政府建设基础设施时，我们就得行动慢一点。”
利托尔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IT安全问题，这一问题是中国的主要弱点之一。我们的其他政府客户因安全顾虑正在给我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公司的中国业务和其他业务分隔开来。
利托尔在中国工作成功的秘诀是三思而行，多做尽职调查。“脚踏实地多多观察没有害处。”利托尔说，“您不要以为，仅凭一两次谈话或几篇文章，就可以弄清当时情况。”
为了整合涉外投资交易和营运项目（借此规避风险），中国公司如何利用和扩展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关系网以及有关方面外籍专家，以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应付相应的“……老手（某国通）”问题？
中国公司如何采用董事会政策和管理指令，来获得外国专业技能，并将其转化为对外投资战略的企业政策行为？
外籍专家可以对三个方面进行协调：（1）对内业务；（2）政府所规定的对外投资准则和实践；（3）有关利用外资和所属私有智囊（公司）两个方面的企业指令。政府决策者如何拓展外国专家的协调作用呢？
欧盟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美国
据报道，2005年，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2 173亿美元，超出中美贸易额大约57亿美元。
根据恩斯特&杨（Ernst & Young）报道，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其中三分之一进入伦敦，现在那里除了一个华人社区，还有超过2 000家中国企业。
在资本化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公司如何定位和进一步分散涉外（产业领域）的投资和市场份额，以平衡地区和双边贸易的分配（或为其规避风险）呢？
一个中国公司何时并且如何进行对外投资分析，形成内部和外部发展战略？
经济机遇和冲击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新兴经济大国最近在非洲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增长显著，为非洲的发展和就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然，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首先，应该解决该地区内部关系的严重失衡。
一篇题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的报告，建议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实行一系列贸易和投资改革，深化发展中的南南关系，消除某些不平衡现象，使得非洲经济更好地受益于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基于中国和印度企业在非洲运营的新现象，该研究发现亚洲现在接受非洲出口总量的27％，是1990年的3倍；今天的水平几乎相当于非洲向其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总量。
同时，亚洲向非洲的出口每年以18％的速度增长，比向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出口增长都快。
该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比贸易量小，但是，也在迅速增长。
这一新的“丝绸之路”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地球上最穷的3亿人口，以及世界上最棘手的开发难题——提供了国际融合与发展的可能。
中国公司如何在外国市场机遇和中央政府规划指令的基础上，作出对内对外投资活动的利益和风险预测？
政府决策者如何调整（有选择地）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整进出口和流动资本比例，规避风险，使得中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市场扩展方面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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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1）
CHAPTER Ⅳ
敞开大门：
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市场的外国公司怎样才能将中国式思维融入公司战略和决策？具体而言，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收益率涉及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因素）；外商如何在企业运作标准和这些因素的范围内，通过建立既对华又对外（或双向）的投资通道从而规避风险？
1 加入WTO与中国式思维
加入世贸组织WTO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但在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这个惟一制定和执行国际贸易法规的机构里，中国还没有一席之地。外国投资者有时会因为中国相关的制度规定没有与世贸组织接轨而感到困惑和沮丧，中国企业在国际商务中也受到了限制。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贸组织，并开始承诺遵守世贸规则。因而，现在外国投资者应该了解中国对世贸组织做了哪些承诺，以及他们在中国面临哪些新的商业机会。
世贸组织遵循的原则有：非歧视性、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公平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这就要求成员国就商品和服务贸易、产权保护以及争端处理等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商达成协议，从而使贸易能够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更加顺利自由地进行。这样，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过去的50年里对促进国际贸易及投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的23个创始国之一。然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台湾当局宣布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作为总协定缔约方的地位。经过努力，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了世贸组织的一员。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新成员需要在过渡期内逐步履行所做的承诺，加快与世贸组织的规则接轨。中国于2006年12月11日结束了五年过渡期。
尽管过渡期之后；中国正采取措施履行其承诺的义务，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商业利益相关方正加强努力鉴别并消除中国体制性的、更为细微的贸易壁垒。它们宣称中国应该遵循甚至超越其在入世议定书中所做的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以便为所有在中国寻求市场的本土和跨国公司培育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
这些承诺的逐步履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这样，外商独资银行就可以在中国任何城市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本地货币服务。
然而，国外银行从业者和行业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管理层会把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截至目前，过高的资本要求以及缓慢的许可审批过程已经限制了外资银行在中国扩大网络的能力。
实际上，只有少数境外银行计划在中国全面建立分支机构，包括一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在内，大多数国际银行期望其网络扩张的成本不要太高。这些银行中有很多正试图通过其他方式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例如通过参股中资银行。
一些外国投资者和政府开始呼吁中国开放入世议定书所未规定的其他领域。降低外国银行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其享有控股权，是外国银行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样，美国政府和证券公司正敦促中国政府超越入世承诺，允许美国券商控股中资证券公司。
虽然中国承认外资公司带来的技术和管理使中国受益，但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这种市场开放只是对贸易伙伴的单方面让步，而不是双赢。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商务部门的官员同样也面临着国内公司及其主管机关为了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而施加的压力。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2）
例如，在电信领域，即使完全履行入世承诺，外国电信服务提供商依然会面临很高的壁垒。又如；中国银行业承诺在过渡期结束时完全开放，可直到现在还受到了相当大的保护。
政府内部的沟通不畅和信息不透明，有时会导致政策法规改革的滞后，从而延误了入世重要承诺的履行。中国对履行物流服务承诺的拖延就是其中一例（见CBR，2005年11月至12月，第24页）。中国原计划于2004年12月11日之前全面落实分销权，但由于相关规章内容表述含糊，没有清楚的说明，致使很多外资公司很难享受这项权利。
一方面，世贸组织有其动议，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商投资和经营有严格管制（例如，对与高技术市场应用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管控），外国公司如何评估二者对于投资和商务产生的影响？
外商在中国进行的技术投资和转让的风险规避理应带来互利互惠，这种互利互惠到底是在省级层面得到落实的解决方案/防备措施，还是仅仅局限于中央部级对于WTO和相关条约的承诺和政策条文？
中国式思维—评论
这里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如何吸引和促进外国公司对中国高技术领域进行投资和发展。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市场的外国公司怎样才能将中国式思维融入公司战略和决策？具体而言，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收益率涉及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因素）；外商如何在企业运作标准和这些因素的范围内，通过建立既对华又对外（或双向）的投资通道从而规避风险？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已经提到，由于此书篇幅有限，外资公司在中国进行尽职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和诸多问题，仅凭此书来讨论，是远远不够的。
原因何在？答案：中国式思维。
对中国公司而言，由于缺乏专业技能，以及对信息衔接和整合的系统性需求，尽职调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国的商务交往中，人们习惯把“关系”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仅凭尽职调查往往难敌“关系”的担保和国家法规。对华投资和对外投资中，不靠关系而特别强调尽职调查的做法，只是最近几年才慢慢兴起。
此外，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聘请专业机构提供服务是一种新的体验。这种外来的智慧，中国公司的领导人要么主动接受，要么被迫对抗。
而对于外商而言，这一现象是个颇为复杂、令人困扰的难题。北美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业务标准和惯例是在数十年的全球商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相关法规标准的内容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无论采用何种法规、出现什么法规冲突，这种法规的模糊性，对于尽职调查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不具有决定性）。
因而本书肯定了引入风险规避策略的重要性，藉此说明为了“转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外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不能仅仅只雇用专业的法律以及财务方面的人士来确保投资或贸易达到双赢的最佳状态。由于基本法规的欠缺，尽管有中央政府及其部委的干预，具有特点和优势的标准化尽职调查程序，通常还得屈服于省市政府的行政指令。
因此，外资公司经常在法律的规定与具体的执行之间徘徊。所以，必须确定相应的责任以及对责任进行评估，这样才有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