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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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ow　of　God，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1981）；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Girls　At　War，1986）、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1987）以及评论文集《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Essays，　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1984）。这其中，尤以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最为著名，可谓“史诗”，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瓦解》的主题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动荡》叙述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文明中的茫然，《神箭》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人民公仆》讲述了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以部族为单位的“选举政治”的丑陋。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总序（2）
二、天鹅之歌
　　然而，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自19世纪起开始遭受殖民主义的战争，旧的社会体制轰然倒塌，血腥的内战使民族分裂……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曾经把钦努阿？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又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比政治复杂，甚至比社会复杂。以上两种解读，实际上降低了钦努阿？阿契贝。钦努阿？阿契贝固然关注政治与社会，关注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问题不是他的作品的真正“主题”。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表层之下，他所关心的，依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下，人有何为？
　　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创作于1958年（两年后尼日利亚赢得独立），该书出版之后，获得了英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英雄如何走向末路。该书题辞引用了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名句：“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the　centre　cannot　hold；/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这首诗名叫《基督重临》（The　Second　ing），在此多引用几句：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袁可嘉译）
　　在叶芝写下这首诗的大致同一年代，居住在清华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逾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也；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在《瓦解》的结尾，主人公奥贡喀沃以一种为部落所不耻的方式结束生命，自缢于棕榈树上，“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就奥贡喀沃的自杀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和侮辱，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他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是部落坚守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在溃散；促使他走向自杀之路的，则是个人的“暴怒”性格。
　　在钦努阿？阿契贝笔下，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给伊博族的部落文明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部落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裂缝，慢慢溃散。
　　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声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就像一个喝醉的巨人长了蚊子的腿脚，不时有股冷战从头顶传到全身”，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与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杀，我即使不反对他的命令，但也不会亲手去杀死他。”）。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灵都在哭泣……因为他们遭受了可耻的亵渎……我们必须彻底根除入侵我们家园的邪恶”，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总序（3）
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两个老婆惊慌地跑了出来，恳求他在圣洁的日子里不能发怒。但奥贡喀沃不是那种打老婆会半途而废的人，甚至他也不怕神灵的怪罪”。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彼此扶持，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孔特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惋。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的可做可为，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
　　王来雨
　　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

人民公仆　第一章（1）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
　　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呢。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位。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性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议会的公共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自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们的血手了。”

人民公仆　第一章（2）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内阁总理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那是因为群众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知耻地嘶声嚎叫的尊敬的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韦格。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打字机及其他破烂物什），而目前这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