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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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与对方的战术，随时把自己的观察结果报告给场上的队友和教练参考；等到先发四分卫万一受伤必须下场，由他代为上场时，他无论在心态和战术上都已经准备妥当，给敌方一个痛击。
这位球星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运动精神，到今天对蒋友柏经营公司和管理家庭都有很大的帮助，他的一些处事风格也多少带点“抄袭”汤姆的味道。看球给蒋友柏最大的好处就是普及了*精神，一般球星一旦球队输球后立即很礼貌地甘拜下风，既不吵也不闹，而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下次赢回来。这种*作风让他对*概念有了更多认知。
除了喜欢橄榄球，蒋友柏在高中的课程里，最喜欢的是生物这门课。友柏原本就喜欢养各种小动物，所以对这门课自然兴趣浓厚。成家立业后的他更了不得了，在家里养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作为宠物，每天光喂养它们清洗它们，就占去他不少时间，但他却始终乐此不疲。
蒋友柏记得那时生物老师曾经给他们一个课外阅读，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写的《我在这儿，你在哪里？》，讲的是对一群鹅的观察。他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除了让他对动物产生更高的兴趣之外，还认识到要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耐心、好奇心、细心、持续性、努力、为了兴趣忍受孤单和别人异样的眼光，而这些都是求知求学的正确态度。
在这本书里面，对蒋友柏影响最深的一个字是“第一印象”（imprint）。鹅在孵化后看到的第一个会动的东西，会对它产生浓厚的感情，不管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理论对蒋友柏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受益匪浅，让他明白第一印象的至关重要性。
当上学校“黑帮”老大
旧金山的这一段日子，是蒋友柏出生以来，第一次学习如何交朋友。
离开台湾前，蒋友柏的生活不是在父母的督导之下，就是在随扈的环绕之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班上的同学也仅停留于“同学关系”。到了蒙特利尔的那3年，他只是班上一个东方脸孔的“装饰品”，蒋友柏不知道该跟同学讲什么话，同学也不知道他想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一直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唯一可能做朋友的却又因为“蒋公与蒋匪”的矛盾，后来双方都互相假装对方不存在。
一到旧金山，蒋友柏忽然觉得豁然开朗，仿佛天地也变得分外开阔，学习游刃有余，生活如鱼得水。他那时的英文已经很溜，好到可以自由表达一切。在曾祖母宋美龄的督促下，更是日益精进纯熟。
旧金山的中国人要比蒙特利尔不知道多了多少倍，街上随处可以见到东方面孔，让蒋友柏心理上不会觉得自己是少数的异类。这时的蒋友柏又少了台湾时的随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
进入高中的蒋友柏，个子一路猛蹿，比爸爸个头还要高。高大帅气的他成为班级的活跃分子，学习成绩也在班级稳居上游，成为众多女生心目中的“东方王子”，经常有女生主动向他示好。
可能高中时期的男生都喜欢逞英雄，有些学生容易产生反叛和挑衅，把青春期的骚动发酵为暴力行为。学校里总是有几个“坏蛋”分子爱惹是生非，喜欢拉帮结派的耀武扬威。蒋友柏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
当时学校有两个比较大的帮派，其实也是几个高中生混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一个是“老墨帮”，一个是“韩国帮”。这两个所谓的帮派人数众多，在学校里打过几次群架，从此一战成名。他们整天穿着奇装异服，叼着香烟在校园附近转悠，喜欢吹胡子瞪眼地装凶，好勇斗狠而又不可一世。一般学生见到他们都战战兢兢地落荒而逃，惹不起躲得起。
蒋友柏到学校后，因为地缘关系，加入了“台湾香港帮”。人高马大的蒋友柏的加入，无疑给这个帮派壮大了声势。独特的领袖气质，让他很快坐到“老大”的位置。
蒋友柏特殊的身份在同学中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可能因为同学们知道他的身世，了解他不平凡的来历，就用孩子的非凡想象力，无限上纲地把他与台湾“黑帮”联系在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在美国家喻户晓，自然是最好的注脚。这样黑白两道通吃的背景，谁人敢不礼让他三分？
那些“老墨帮”和“韩国帮”的学生当然不傻，打听到蒋友柏的“背景与实力”后，变得十分收敛和乖巧，再也不敢在学校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蒋友柏就此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让蒋友柏感到自豪的是，竟然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同学也围绕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小跟班。他们接收蒋友柏的“保护”，跟前跟后地想法设法巴结他。蒋友柏也彻底把他们当小喽使唤。这些大陆来的同学家境优裕，腰包里钞票总是一沓沓的，家里住的也是豪华别墅。面对这些花钱如流水的阔少，连蒋友柏一度都有点羡慕他们，觉得一样是“高干子弟”，怎么他这个来自台湾的和那些来自大陆的差别就那么大？
这么多大陆学生的“抬轿子”，让蒋友柏从内心里不可一世。他甚至幼稚地觉得，自己曾祖父被他们曾祖父打败到台湾，如今真是风水轮流转了，他们到了美国来后，全变成听他使唤的“小喽”，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势。他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自己是在替曾祖父出一口怨气。
蒋友柏人生第一次尝到哥们义气的甜头，就是从当“老大”开始的。不过好在他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之人，内心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从一开始就懂得自我节制，不至于太过于嚣张。他依然对老师彬彬有礼，对同学和“手下”有理有节，成为一个大家心服口服的“老大”。他的温和理性让他高中这几年稳坐“老大”之位，没有被人看破真相，也没有遇到什么摆不平的事。
蒋孝勇在家里对蒋友柏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对美国一些歪风邪气一律抵制。比如那时美国流行穿耳洞，于是友柏跃跃欲试地询问父亲意见：“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的耳朵上有一个洞，你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蒋孝勇和颜悦色地回答：“只不过隔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耳朵不见了。”
这时的蒋友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在成绩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每次考试在班级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多年后他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几年是在成功过程中最有成就，生活圈最大，也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到底学什么专业
1994年，蒋友柏已经迈进17岁的门槛，那是一个多梦的季节，幻想经常围绕着他。一晃他快到高中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上大学选专业的节骨眼。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友柏自然要和父亲好好商量。
知子莫若父，蒋孝勇对儿子太了解了。对于儿子的梦想，蒋孝勇有着无限的祝福。但是，蒋孝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涉世不深的友柏终归对人生和未来还是充满着幻想。对儿子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父亲蒋孝勇决定得加以正确疏导。
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父子俩来了一次倾心的促膝长谈。
蒋孝勇问蒋友柏想读什么？蒋友柏毫不犹豫地说想读政治。因为对友柏来说，他从小生活在第一家庭里，曾祖父是“总统”，祖父是“总统”。朝夕相对耳濡目染，他自幼的理想肯定也是当“总统”。
友柏在台湾时生活总是被人前呼后拥着，成为众人之中的核心；到旧金山后又成为学校“黑帮老大”，有一帮小弟兄跟前跟后。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自己的期许，让友柏觉得自己应该读政治去从政，像曾祖父、祖父一样，成为众人瞩目的人中之龙。
没想到蒋孝勇闻之，神情为之一变，竟然沉重地说：“你爷爷在世时就说过，蒋家人不要再碰政治，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说实话，蒋家后代到我这一代还是满辛苦，因为很多历史的包袱就必须要承担。其实做蒋家人也很简单，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别人’要不要延续下去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二哥的子女、我自己的子女，绝对不会在政治上再延续下去。”
蒋友柏听后满脸的委屈，但仍旧尝试想和父亲抗争下，于是商榷地问道：“学政治也不一定要从政？从政也不是那么危险的吧。”
“嗳，老兄，你帮帮忙！”看来蒋孝勇可不赞成——他与儿子之间已经不再是上对下的关系，而是如同友人一样——“看你老爸已经这个样子，算了吧，不要搞政治了。”
蒋友柏想想爸爸的困境，看来政治前途的确险恶，觉得还是远离政治为好。蒋孝勇继续顺势开导儿子说：“我对你个性很了解，你很倔强，要做就要想办法做好的，所以如果搞政治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没出息的政客，这样子就千万不要走政治这条路。”
“那就是学艺术吧？！”蒋友柏想了想，犹犹豫豫地说。别说学艺术真的挺合适友柏，他从小对艺术就比较有兴趣，在绘画方面有着杰出的禀赋。他自己亦认为艺术家挺酷的，可以留着长发四处流浪，画一些喜欢的东西。再说堂姐蒋友梅就是学艺术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非分的要求。
“不行！”没想到爸爸又斩钉截铁地否定，“艺术，把它当做嗜好可以，当做职业的话不太对，全世界绘画人口里，能够称得上画家的，还不到百分之三，这太难了。”
蒋友柏反驳说：“也有画家很赚钱的，梵高一幅画都是几百万！”
蒋孝勇不屑地说：“画家赚的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你想饿死就学画画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蒋友柏只好无奈地说：“那么只有学商了。”
蒋孝勇这次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他想要的答案。蒋孝勇高兴地对友柏竖起大拇指，Very Good！
可见蒋孝勇对于学商经商是很赞成的，他想要从大儿子的梦想开始，和政治从此不再拖泥带水地一刀两断，让蒋家从此成为不问政治的商人。
就这样蒋友柏顺理成章地进入纽约大学金融系，开始了一番新的生活。他之所以选择纽约大学，主要还是因为曾祖母宋美龄的原因。为了和曾祖母距离更近一点，这样随时都可以见到敬爱的曾祖母。
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名校。所设课程压力不大，但要求甚是严格。在校友中有31名诺贝尔奖得主，使母校光芒四射，享誉世界。而蒋友柏入学的商学院，更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商学院，聚集着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蒋友柏所学的金融学专业，位列全美第一。
两年后，蒋友常跟哥哥一样，进入纽约大学读商业管理。从此蒋家多了两位杰出的商人，和政治真的要绝缘了。
这条归乡的路缮
蒋孝勇于1996年春天查出患有喉癌。1995年年底，他从纽约宋美龄寓所欢度完圣诞，便匆匆从旧金山回到台北。他这次回台湾是为了反对*，进行“护党圣战”而全力一搏的。
回到台湾不久，他发现进食时吞咽有些困难，后来又经常出现反胃现象，他开始无所谓般强忍着。有次竟然口中吐出鲜血来，方才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蒋孝勇决定去荣民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不幸发现患的竟是恶性肿瘤和食道癌，这可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治顽疾。
这时的蒋友柏在东岸纽约大学读书，蒋孝勇和家人住在西岸旧金山。友柏和父亲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父子之间是无话不谈。当蒋孝勇在台湾查出癌症后，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决定开诚布公地告诉儿子。
正在读大学的友柏很快接到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他们像往常一样唠着家常。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友柏，他在台湾“荣总”做了一个检查，确定身体里长了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
在地球那端的蒋友柏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冥冥中预料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了解父亲是一个太会撑着的人，记得在蒙特利尔时有一次父亲发烧到近40度，照样像没事一样修家具、弄花园呀。今天这么开口说出来，麻烦肯定要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豁达的蒋孝勇居然安慰友柏说：“没什么啦，医生只是想把我肚子打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蒋友柏脑袋嗡的一声，惊得目瞪口呆缮他恨不得马上出现在父亲身边，他连夜收拾行李，还没来得及和学校请假，就和母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台湾。
当他们母子两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赶回蒋孝勇身边时，蒋孝勇看到他们的第一句话竟是：“知道他们会来的，所以没必要说那么多缮”
病情刻不容缓，医院安排三天后要动手术。在台北市的天母住宅里，蒋友柏含泪给父亲斟上一杯白兰地，递上一根香烟，因为他知道这是父亲长期以来的爱好。等动完手术之后，烟和酒就一点都不能再沾了。蒋友柏希望能陪着父亲，抽上一生中最后一根烟，喝上最后一杯酒缮
蒋孝勇如期在“荣总”做了切除手术，但癌细胞还是在他的体内飞窜，脑子里的肿瘤也在飞长。蒋友柏那时其实对癌症还没有太深的认知，就开始四处查资料，查后大惊的他直接问父亲还有多久，父亲回答说医生都说是18个月，如果好点可能会撑过两年。所以在那刻蒋友柏不得不含泪告别了纽约大学的课堂，请了一年的长假陪在父亲左右，陪同他共度生命中的难关。
蒋友柏为了分散父亲的痛苦和注意力，有时陪父亲在病房里打麻将。乐观的父亲竟带着氧气罩上桌参战，表面上谈笑风生毫无病态。每次大家总是故意让蒋孝勇和牌，让他乐得手舞足蹈。看着父亲对自己麻将“功力”自豪的样子，蒋友柏的笑中却含着晶莹的泪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和放疗，蒋孝勇的病情有所好转，他提出要回美国给小儿子蒋友青过生日。小儿子友青才6岁，生日派对绝不能没有爸爸。
给小儿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蒋孝勇又在蒋友柏和方智怡的陪同下，去参加蒋友常的毕业典礼。转眼间友常已经成大成人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