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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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六月，金国铁骑再次南侵，直下江南。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及其朝廷被敌人追得一路奔逃，从杭州逃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再逃到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再跳上海船逃到定海，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海，从镇海逃到昌国县，即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又逃到台州的章安镇，即今天的浙江临海，最后逃到温州，并准备南逃福州。
这次逃难充满艰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准备下海船之前，又一次发生兵变。起因是皇帝的卫队亲兵因为无法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带上船，而喧闹不止。宋高宗此次行事很果断。他亲自布置，指挥部队将这些卫士们解除武装，并披带铠甲，弯弓搭箭，将两个爬到房上的卫兵射落下来。结果众卫士“骇惧，悉就擒”。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这位青年皇帝身边，连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37）。
建炎四年大年初一，赵构君臣就是飘荡在大海的波涛上度过的除夕与春节。第二天，正月初二，他们才靠岸停泊下来。
这一次，赵构在茫茫大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个中滋味，大约苦不堪言。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将士只找到五块炊饼可以充饥，赵构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三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38）。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像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像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满清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的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39）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