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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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人在月氏人的压迫之下越过索格底安那，进入巴克特里亚并战胜了希腊人。因此，就在公元前140～前130年，巴克特里亚曾被游牧部落从希腊王赫利克勒斯的手中夺下。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在这些部落中最有名的要算阿西奥人、巴西奥人、吐火罗人及萨迦罗莱人，他们都来自于锡尔河以北的地方。但我们也很难正确地辨别出这些部落。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查本梯尔把阿西奥人看作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的在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罗莱或萨罗喀好像是一个古代的萨迦部落。至于吐火罗人，在贝利干最近的一个假设里他们被认为是月氏民族的核心部落。
根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128年，当中国的使臣张骞去拜访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就已经征服并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据《前汉书》记载，在那里，他们建都于监氏城。羽田亨以为这个城名就是马拉坎达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字“坎达”的译音。两部中国史书都说月氏人曾经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但实际上大夏好像并没有被占领。达恩先生竟然认为月氏人所征服的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是希腊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萨迦人并没有将希腊人驱逐出巴克特里亚。再者，许多东方学者认为，此后不久，公元前126年，为了争夺“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以外的权力，月氏人渡过阿姆河，占领了那里的土地。他们的见解与《后汉书》的有些段落相符合，据《后汉书》记载，月氏人移居到大夏后，由五个首领或翎侯瓜分了其领土。而这一事件在几乎同一时代的《前汉书》的记载却不十分明确。它仅仅告诉我们，大夏（巴克特里亚）本来没有君主，只有城邑里的小官，整个民族都十分弱小，月氏人入侵的时候，自然没有抵御能力，被敌人轻易地臣服了。这种意义模糊、模棱两可的文句不会让人得出任何结论。但在《后汉书》里对这个事件却有明确记载，说在公元84年，中国将领班超曾要求月氏国王劝说康居（索格底安那）国王。这说明当时索格底安那与月氏国是有区别的。因此，月氏人肯定不在索格底安那所处的位置，只有可能再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方向才有可能找到他们。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稍作停留之后即渡河来到巴克特里亚，降服了那里的萨迦人。根据达恩的看法，月氏人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民族性的大迁移、大骚动，是游牧民族通过伊朗东部的一次逆流的信号。在被月氏人驱逐到西方之后，萨迦人占据了德兰基亚尼（塞伊斯坦）与阿剌硕西亚（坎大哈）。这是一次永久性的占领，因为这些地区的名称从那时起便由伊朗地名词变成了萨迦国的“萨迦塔那”，在近代波斯文中则为“塞伊斯坦”。
这些游牧民族从塞伊斯坦出发，直奔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帝国弗拉特二世，因为在米底亚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克七世企图重新征服的威胁，极不谨慎地去求救于这些野蛮人。后者前往救之，但不久便倒戈相向，战败并杀死了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28或127年）。据特罗格·庞拜记载，帕提亚的新国王阿儿达班二世在反攻吐火罗人时（公元前124或123年）受了重伤。这似乎就可以证实中国史书的所记载的，正如我们所假设的，月氏人就是希腊的吐火罗人，他们在这个时期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并从那时起“巴克特里亚”成为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国王密特里达特二世（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在位）却真正地拦截住了游牧人的侵犯并凌驾于塞伊斯坦萨迦人之上。但在公元前77年时，伊朗的萨伽罗莱人相当的强盛，他们终于在帕提亚国的王位上安置了一个他们挑选出来的安息王室成员西讷特罗克斯。这时，他们的被保护者西讷特罗克斯企图反对他们，但最终被他们击败而死（约在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萨迦人与月氏人以后的命运如何只能由伊朗与印度的历史来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即萨迦人从塞伊斯坦与坎大哈进入到喀布尔与旁遮普，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后，他们又流亡到摩尔瓦瞿折罗，在那里萨迦人的总督一直将政权维持到公元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书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那里出现了古莎纳（汉译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个古莎纳人是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个氏族中的一个。
据《后汉书》记载，古莎纳人的首领名叫丘就却，即古代银币上的库居拉·伽迪腓斯。他吞并了其他氏族之后建立了古莎纳帝国，也就是希腊人与罗马人所称的印度－塞人帝国。古莎纳的皇帝们，包括丘就却（或称伽迪腓斯一世），公元30～91年在位；阎膏珍（或称维摩伽迪腓斯二世），约公元92～132年在位；伽腻色迦，约公元144～172年在位；胡维色迦，约公元172～217年在位；维苏提坡，约公元217～244年在位。这些人又把他们的统治从喀布尔扩展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包括旁遮普与末度罗。在佛教向中亚细亚的传播过程中，迦腻色迦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匈奴人第一次扩张对亚洲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匈奴人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这个事件会波及到亚细亚和印度，可以此事的影响之巨大。在阿富汗的领地上希腊文化的影子早已消失了，这足以证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些地区时所留下的痕迹被全部清除了。帕提亚王朝的伊朗在一个时期内动摇了，此时，从甘肃被驱逐出来的部落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帝国。这就是我们一直要研究的历史。在草原边际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一点小小的骚动，就会在这个不断发生民族迁徙的无限广大的地带引起最难预知的后果。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4）
匈奴与西汉的冲突以及西匈奴的分裂
由于月氏人的失败与迁徙，使得匈奴人的地位与日俱增。从此，他们完全统治了戈壁东部地区。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内的和林附近建有单于的行宫；在内蒙古，他们的领地达到了万里长城。于是，他们的骑兵在中国领土上大肆侵略。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在当时京都长安以西），焚毁了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回到渭河以北，直逼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攻打到山西大同的雁门附近的长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登基的时候，中国的边界正受到了他们的骚扰。
那时候，匈奴是亚洲高原帝国的主宰。在鄂尔浑河的发源地，就存在单于的一座主要行宫，或者说是他在夏季的一个驻营地。他们的另外一个中心是被汉人叫作龙城的地方，其位置似乎应当在戈壁南部翁金河的下游一带。武帝计划将他们驱逐回他们的老家，但在行动前，他企图与在索格底安那居住的月氏人结盟，使其从背部夹击匈奴。为此，他令张骞出使月氏国。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中国，但不久就在途中被匈奴人俘虏并送到军臣单于那里。他在那里被迫居留了十年，后来逃至费尔干纳（大宛）国王那里，再从那里前去索格底安那国（康居）。但是，当时月氏人正满足于他们的新王国，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感兴趣。张骞只好取道归国，在归途中他又被匈奴拘禁了一年，后于公元前126年逃回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又出使乌孙，最远到达伊犁地区，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些民族都不敢与匈奴作战。
月氏人不愿意与汉朝军队一起夹击匈奴，武帝开始单独与匈奴周旋。恰在此时，即公元前129年，匈奴依照他们的惯例在今天的北京一带进行挑畔。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横穿戈壁，直至翁金河岸的龙城，大胜匈奴而回。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之间，建立朔方军事防御区，对河套地区严加看管。公元前124年，匈奴又一次进犯朔方，卫青再一次率兵驱逐了他们。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又率万余名骑兵将匈奴人从以前曾被月氏人与乌孙人占领的甘肃地区（现在的凉州、甘州、瓜州一带）驱走。这时，占据该地区的匈奴人的两个附属游牧群——甘州周围的浑邪部与凉州周围的休屠部，背叛了他们的单于，向汉朝投降，于是被安置在祁连山以北地区，成为中国的属国。公元前120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建立了一个有系统的中国殖民地。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又先后出发，前者经山西北部的呼和浩特地区，后者则经北京西北今日宣化附近的上谷，横穿戈壁到达现在的外蒙古匈奴帝国的中心。赫尔曼认为，卫青几乎已经到达了翁金河下游一带。他曾使匈奴伊雅斜单于惊惶失措，在从南方吹来的暴风雨般的飞沙走石中仓皇逃窜。卫青杀死、俘虏了匈奴1．9万余人。霍去病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试，领兵深入外蒙古约1000公里，直至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他俘获了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匈奴统治地区的某座山上举行了隆重的祭神典礼。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归国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葬在咸阳（陕西）。在这位伟大骑士的坟墓上，有一座高大、浑圆的浮雕，上面刻着一匹马正在践踏一个匈奴人。
在这次把匈奴驱逐回蒙古高原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前111年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统治和郡县，以防匈奴再来侵犯。建立的郡县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及敦煌郡，这样一来，从兰州到玉门关之间的月氏故地便处于被监视之中，使得“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的地带推进，直至楼兰国（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国（现在的吐鲁番）。他俘获楼兰国王并战败了车师国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大宛）通商。这个国家居住着东伊朗人和萨迦人，他们向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约在公元前105年，费尔干纳人对马匹的征收感到不满，于是就杀死了中国的使臣。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出人意料地率六万余人，从敦煌进军费尔干纳。当他来到该国时，所率领的军队只剩下三万人。他占领了该国首都乌斯鲁沙那（现在的乌拉秋别），将水渠破坏，直到征收足了三万余匹马后才肯退兵。
但是北方的匈奴并没有解除武装，汉武帝在他统治的末期遭遇到类似瓦鲁斯的失败。一位年轻的中国官员李陵曾向他建议出征蒙古高原。汉武帝令其率步兵五千人自中国出发，经居延、额济纳河北部支流，向北朝翁金河方向行进了30天。在达到浚稽山，即今日的吐帕施山（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时，他被八万匈奴人所包围，骑射手们向他的小股军队冲杀过来。在他战败后向中国边境撤退时，游牧民族的骑兵队紧紧地追赶着。“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但当败退的军队离中国边界只有将近50公里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到了夜里，李陵想乘天色昏暗之际混入敌营，将单于杀死，但他失败了。士兵们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了。最后逃亡到达中国边界的只有400人，其余的包括李陵在内都被敌人俘虏了。这个消息传回来时，汉武帝大怒，而史学家司马迁却还要袒护这个毫无计谋的李陵，他因此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李陵的失败使中国暂时放弃了在外蒙古的“反攻式侵略”政策。但这种精神上的失败（因为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使甘肃边防陷于危险境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发现了匈奴人在这个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墓里发现了中国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以及西伯利亚的青铜牌子。据梅哈特分析，在赤塔古墓中发现的文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秋天，那里会有游牧部落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冬季所需的物品。
从此以后，在长城脚下或蒙古一带匈奴和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斗仅限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与匈奴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久楼兰国王被杀，中国在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为援救乌孙，中国校尉常惠在伊犁河流域攻击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国，中国都护郑吉出兵攻打匈奴。公元前65年，中国另外一位上尉冯奉世推翻了叶尔羌国王，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全部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从吐鲁番王国撤回，则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郑吉将它再次占领。郑吉在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驻扎在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控制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最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反攻之力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已经濒临衰败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的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请求宣帝支持，并宣布愿意做中国的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3年，这个臣服于中国朝廷的匈奴王再次来到长安，获得了令所有野蛮人羡慕的崇高奖赏——中国公主的下嫁。至于那个战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