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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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都不肯替袁出力死战，士气也很低落，因此在战线上袁军虽压倒多数，超过护国军，可是只能打成一个平手，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款曲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袁下台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冯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也是叫他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请蔡锷停战书如下：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中略）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陈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以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对派，则是一件失策的事。所以陈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他已一天比一天和北洋派分家了。他的这个见解，当时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当陈宦和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时，他向蔡也曾提出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一条款，这当然不为护国军方面所接受。
蔡则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过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停战的原则，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先行停战一个星期，自3月31日到4月6日，由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在停战的一个星期中，蔡锷规定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5月6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5月7日到6月6日。
在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陈宦虽然受袁特达之知，可是他在四川也有他的苦恼，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第一：北洋系的军人们把陈看做外围，北洋大门开了陈宦在门内，北洋大门关闭的时候，陈宦却在门外了，这就是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第二：洪宪帝制的新贵们也没有把陈当做自己人，陈在四川，对北京帝制活动几乎完全未参加；第三：当陈在北京拜受新命时，袁曾面许陈，不久即派陈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在他上任后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这就是说明袁对陈并不放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第四：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乃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在陈心中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在袁皇帝心目中已经不够亲信了，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所以曾打电报劝他响应独立，陈答复是：“事权不一，环境困难”。陈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已把他当作外人。
陈的参谋长刘一清被袁派张联棻取代后，先任高等顾问，不久又派为前敌总指挥，成都全城文武官员饯之于城外望江亭。望江亭因有薛涛井而出名。四川将军署秘书胡鄂公独不参加，胡在四川组织反袁活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天晚上陈宦在将军署和幕僚们谈天，胡忽然走来向陈告别说：“二先生，我明天回湖北了。”陈说：“怎么？你也要辞职吗？”胡说：“息影家园，耕田课侄，免得将来变成一个为虎作伥的人。”陈为之默然。有顷，陈把胡拉入房内，用手往后面一指，凄然说：“我只有一位老母，一个残废儿子。天晓得，我如果为一人一姓的臣仆，他们……”说至此已经泪下不能成声了。胡说：“今天不是已经派兵去打蔡锷了吗？”陈说：“我的兵力共有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伍玉亭（祥桢）而外，都不可靠。你的意思很好，明天找几位同事开会谈谈。”第二天，胡与将军府秘书张轸、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何积祐（何子贞之孙）等在陈的小书房开会，陈说：“北京城玩的猴戏，老头子也觉得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松坡沉着知机，不是轻举妄动之人，我们目前有三条路：一立即宣布独立；二先疏通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然后独立；三派人先联络冯华甫、汤铸新再发动。”大家赞成走第三策。
陈宦打算脱离袁，其步骤很稳健，他派秘书胡鄂公到湖南和南京试探一下湖南的汤芗铭和南京的冯国璋态度如何。
5年2月10日，胡鄂公由成都出发，昼夜兼程，三天半走了1020公里的山路到重庆，改乘小船，历时四天到了宜昌，再转船前往汉口。抵汉口后和陈裕时、黄保昌、王孝贞相晤，大家商议如何窥探汤芗铭的态度，推陈裕时赴长沙访汤，因陈和汤私交颇厚也。
陈抵长沙后，径赴将军署谒汤，汤在大客厅接见陈，陈谈到云南独立讨袁，以及四川和南京一般空气，只见汤灰白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会儿猛吸纸烟，一会儿又站起来绕着檀香木的桌子打磨磨转，久久沉思，不发一言。汤芗铭在湖南杀人甚多，翻面无情，有汤屠户的混号，陈素知汤毛病，见了他这个模样，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忙打退堂鼓，赶快转圜说：“铸新，我们是无话不说，听不听由你，你不欢喜这些话，只当驴鸣、犬吠如何！”汤一听陈这话，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慢吞吞地说：“你好不好到上海找大家兄一谈！”
提起汤芗铭的大哥也是个著名人物，他就是辛亥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自云南倡义以来，汤化龙不断有电报给汤芗铭，劝他独立，而汤芗铭却犹豫不决，他的困难是——一方面是君恩深重；一方面是手足情长，使他左右为难。他在湖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可惜杀戮过重而失去湘人爱戴。
陈裕时有了这句话，于是赶回汉口报告了胡鄂公，胡乃转程先赴南京，找到了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联合冯国璋侄儿冯家祐，由他们陪胡往见冯。胡以陈宦代表身份表示陈是唯冯马首是瞻，冯却不作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它。冯这时处境当然很困难，无论从道义上或是情感上要他宣布反袁，是不可以的。这正如袁当年始终不说反清的话一样。
可是当胡和冯多见几面，倾谈投机后，渐渐地冯也大发牢骚，他说“项城左右都是狐群狗党，逢君之恶的人。真正爱护他的部属反而排之门墙之外，像我今天处境如此困难，就是因为项城把我冷落一边。你可知道项城的来历吗？”冯乃提及西山十戾和书僮献茶的故事。胡这时乘机说：“二先生（即陈宦）和我约定，只要上将军（指冯国璋）同意，由上将军署发一密电，他就宣布独立了。”冯把桌子一拍，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地说：“你的电报呢，拿来我替你发好了。”
胡发了陈宦的电报后，乃赴上海和汤化龙见面，把陈裕时赴湘的经过向汤详陈。胡说：“二先生的独立已不成问题，四先生（指汤芗铭）不独立太不成话，大家都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能不争人格！”汤化�
